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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范与惩治科举作弊制度的发展时期——宋。宋代是我国古代科举防范与惩治作弊制度的发展阶段。为实现公开考试、公平竞争和择优录取，充分发挥科举制度选拔官员和笼络士人的作用，宋王朝在继承唐制的基础上，对防范和惩治科举作弊制度进一步发展，如考生按榜就坐应试，申继烛、挟书、传义、代笔之禁，创立弥封、誊录制度等。下面本文将讲述宋代为防范与惩治作弊都采取了哪些制度。

一、防范和惩治考生冒籍的制度

为防范考生冒籍，宋承唐制，继续实行原籍地应试和保结制度，但比唐代规定更加详细、具体，且增加了对冒籍考生的惩罚措施。

１、原籍应试制度

宋代建国之初就严禁应试举子冒籍。如宋太祖开宝五年（）十一月，诏令“应天下贡举人，自今并于本贯州、府取解，不得更称‘寄应’”。或许没有规定冒籍者所受处罚，以致“举人颇堕前制，不于本贯取解，多是随处荐名，行止莫知，真虚罔辨”。故宋太宗于淳化三年（）下令“应举人今后并须取本贯文解，不得伪书乡贯发解”；州、府官员要仔细辨认，如不是本贯举子，则不能解送；如若违犯，“法官当行朝典，本犯人连保人并当驳放”。

也就是，从该年开始，对冒籍者及冒籍失察发解官都规定了明确的处罚条例。大中祥符四年（）五月，经翰林学士晁迥奏准，宋真宗诏令“举人并不得寄应，仍不得分人田土，虚立户名”，如有违犯则“论如法”。但宋代社会经济发达、城乡市场扩大，促使流动人口增长，自然也给“本贯取解”带来了困难。

为此，朱王朝对科举条贯进行了调整，于嘉祐三年（）三月规定，“凡户贯及七年者，若无田舍而有祖、父坟者，并听”。也即凡是有户籍七年以上且有祖、父坟者，皆可落籍成为“本贯”而取解，从而解决了流动人口的“本贯取解、不得寄应”问题，为后世解决流动人口参加科举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２、保结制度

宋代科举承袭唐制，也实行保结制度，但更加完备。首先，在沿袭唐代“三人自相保”制基础上灵活处理。如庆历四年（）详定贡举条贯，令“诸处取解进士、诸科举人，每三人已上一保，国子监、开封府五人已上为一保”。也即宋代国子监和开封府为“宸居之所”，要求应试举子五人一保，其余诸州、府则还是三人一保。

政和七年（）七月，经礼部尚书许光疑奏准，令“三人以上结为一保，如一州不及三人处，即召命官一员保识”。即诸路、州、府、军、监请解，需要三人以上结为一保，如果一州内不到三人，就由命官一人担保。其次，每保设保头一人。

如淳熙十三年（）三月，经礼部和国子监奏请，宋孝宗诏令“自二十人之下皆为三人以上，于内选曾发解人为保头。如无得解人，即将曾预秋试终场人、年齿稍高、才行为众所推之人听为保头”。也即，保头一般由曾经解试合格发解参加过省试的举人担任，“如无得解人”，则由解试终场且年龄稍大、才行出众者担任。时人赵升所撰《朝野类要》亦载“举人三举终场者，得为解试保头”。第三，详细规定保结内容。

庆历四年三月，新定贡举条贯明确规定“进士、诸科举人每三人为一保，所保之事有七：一、隐忧匿服；二、曾犯刑责；三、不孝不悌，迹状彰明；四、故犯宪条，两经赎罚或未经赎罚为害乡里；五、籍非本贯，假户冒名；六、祖、父曾犯十恶四等以上罪；七、身是工商杂类及曾为僧道者，并不得取应。违者，本人依条行遣，同保人殿两举”。

诚然，保举品行端正、家世清白之人应考是其主要内容，但“籍非本贯，假户冒名”明确写入保结制度之中并规定“违者，本人依条行遣，同保人殿两举”，无疑对防范冒籍起到重要作用。

二、搜检、巡铺和按榜就座制度

为防范考生怀挟、传义等弊端，宋代科举开始专门设置监门官对入场举子进行搜检，巡铺官督率军士巡视考场，同时要求考生按榜就座，不得变动。

１、搜检制度

宋代科举自太宗雍熙二年（）就开始设置监门官负责考生入院搜检。—般情况下，监门官设两人，由台谏官和郎官充任。如景德四年（）十二月，名“监察御史严颖、张士逊监贡院门”；天圣八年（），命“殿中侍御史张存、屯田员外郎张旨监门”。南宋前期对监门官不太重视，“多差监当及在部小官”充任，考虑到监门官的重要性，在淳熙九年（）经太常少卿俞礼奏准，开始由“六院官及临安府通判”充任监门官。

所谓“六院官”，是指“检、鼓、粮料、审计、官告、进奏也。例以京官知县有政绩者为之，亦有自郡守除者，则继即除郎，如鹿伯可是也，故恩数略视职事官，而不入杂压”。绍兴十一年（），料院长官胡汝明升迁监察御史，“遂迁副端”；乾道后，六院官“相继入台者有宋敦书、萧之敏、陈升卿、傅淇等数人，而六院弥重，号为察官之储矣”。

以六院官和临安府通判充任监门官，可见此时南宋朝廷对其重视程度是很高的。宋代科举入院搜检也是非常严格的，一般要“解衣搜阅”，甚至“蒐索徧靴底”。同时，宋王朝还不断加大对怀挟士子的惩罚力度。

２、巡铺制度

宋代科举巡铺官与监门官一样，亦始设于太宗雍熙二年，令“分差官于廊下察视，勿容朋比私相教授”。“廊下察视”者就是巡铺官，其职责就是不许考生“朋比私相教授”。为此，宋王朝还专门出台制度对查获传义者予以重赏。

如北宋仁宗嘉佑二年（），知贡举欧阳修就建议要“重巡铺之赏”，将“巡铺官赏格添入贡院新定条制”客观上“重巡铺之赏”对防范考生传义等弊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同时也会出现“小人贪功，希赏搜探，怀袖众证，以成其罪，其间不免冤滥”的情况。

如元祐三年（）二月三日，“巡铺官郑永崇领押到进士王太初、王博雅，称是传义”，但二人则称“被巡铺官诬执”，后查明确实是巡铺官郑永崇“举觉不当”。对于纵容考生传义的巡铺官员一般要处以降职惩罚。如宋高宗绍兴二十六年（）闰十月，诏“鄂州通判任贤臣监试不职，容纵举子假手传义，特降一官”；《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亦载监察御史任文荐曾任别头试巡铺官，因纵容考生刘候度、吴渐传义而被调外任。

３、按榜就座制度

宋代贡举考试在宋太宗雍熙二年（）就开始实行按榜就座制度，“应九经诸科举人，并令参杂引试，人贴科目字号，间隔就坐，稀次设席”。大中祥符四年（）则将该制纳入《礼部贡院条制》，后该制又推行至殿试，规定不得移动及污损。坐定，中官行散御题……既坐而试，不得于邻座说话，中官、从官杂处董之，宰执巡行。显然，按榜就座制度不仅有利于防范考生之间相互传义，也有利于维持考场秩序，故为后世所沿用。

三、防范考官作弊的制度

为防范考官徇私舞弊，宋代科举在继承唐代锁院制度和别头试制度的基础上，还创设了弥封制度和誊录制度。

１、锁院制度

宋代贡举锁院始于宋太宗淳化三年（）。该年正月六日，以翰林学士承旨苏易简权知贡举，翰林学士毕士安、知制诰吕祐之、钱若水、王旦权同知贡举。苏易简等人“以贡举重柄，义在无私”，故在“受诏之日，五人便赴尚书省锁宿，更不归私第，以杜绝请托”，后遂以为例。

如果说苏易简五人是主动受诏之日不归私第，大中祥符四年（）则将该制纳入《礼部贡院条制》，诏令“自今知贡举及发解试官，并令门辞，遣官伴送入院锁宿”。也即，此后知贡举等官锁院需“伴官”送入，其监督意味非常明显。

如大中祥符七年八月，翰林学士王曾权知贡举，“与李维偶语于长春典阁子，至审刑院伺候鞍马迟留。久之，押伴、阁门祗候曹仪虑其请嘱，因以上言”；后查明二人有亲，当时王曾妻子临产，托李维以家事，这才特释王曾等人。为弥补漏洞，六天后，宋真宗特下诏书，令召到画时令阁门柢候引伴指定去处锁宿，更不得与臣僚相见言语；若违，仰引伴使或阁门弹奏，并当重行朝典”。

锁院后，考试等官有时会与家人联系，为防范其借机作弊，皇祐间还发明了“平安历”：“使吏隔门问来者，详录其语于历，传入院中；试官复批所欲告家人之语及所取之物于历，（王）罕遣吏呼其人读示之，往来无一查矣；自知举至弥封、誊录、巡铺，共一历，人皆见之，不容有私。”另外，宋代科举锁院后，为保障考试等官身体健康，还派遣医官随同入院。如《宋史》载，“出师及使境外、贡院锁宿，皆令医官随之”。

２、别头试制度

唐代科举虽已设别头试，但时兴时废，未形成定制。宋代则“秋贡、春试，皆置别头场，以待举人之避亲者”。宋代省试别头试开始时间有两种说法：其一，始于宋太宗雍熙二年（），如《宋会要辑稿》载，因贾黄中等同知贡举官皆以子弟甥侄籍名别试。“雍熙二年二月二十五日，诏左谏议大夫滕中正、兵部郎中杨徽之、屯田郎中孔承恭同试贡举官亲戚”；

其二，始于宋真宗景德四年（），如《续资治通鉴长编》载，景德四年十二月，监察御史张士逊为贡院监门官，“白主司有亲戚在进士中，明日当引试，愿出以避嫌；主司不听，士逊乃自言引取；上是之，记名于御屏，遂诏‘自今举人与试官有亲嫌者，皆移试别头’”。

开封府和国子监解试别头试始于咸平元年（）九月，宋真宗诏令“遣官试开封府、国子监发解官亲戚举人”。其它诸路、州、府解试别头试始于宋仁宗景祐四年（）。

四、总结

研宄历史的意义在于以史为鉴，为现实社会服务。科举与高考可谓中国古代社会和现代社会两项大规模的选才制度。整个科举时代，考试与作弊就像一对孪生兄弟，虽历代统治者皆对科举舞弊严加防范、甚至大开杀戒，但科举舞弊还是愈演愈烈，屡禁不止。现代高考中也同样存在作弊现象。我们可以借鉴宋代防止作弊的措施，并在此基础上加以创新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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