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文解字》曰：“劾，法有辜也。”

弹劾是中国古代监察制度体系的重要环节，是监督官员施政举措，纠察政策违误，保证政令通彻畅达，进而维持政治态势良性健康发展的必要保障。在此制度框架内，各级官员均受到一定程度内的法律束缚，使其在掌握政治权力的同时亦被政治法统所制约，不能为所欲为，因而得以维系官民间的社会秩序，缓解统治阶层与被统治者二元对立的矛盾，进而巩固王朝的统治。

政争背景下的重案劾奏

纵览历代，举凡重大政治案件的发生，势必伴随着激烈的政治斗争，明代亦不例外，且尤为显著。而在政治斗争的大背景之下，各级官员也不可避免地会遭到他官的弹劾。有明年间，围绕众多政治事件，官员之间展开了一系列的弹劾行为，对政敌的打击也可谓不遗余力，由此对明廷政局产生一系列复杂的影响。

1.明初期：案狱频兴，株连蔓延

明太祖在位期间，便屡兴大案，先后爆发了一系列的大狱，而弹劾控告之行，几乎也都贯穿于这些重大事件之始终。

洪武十三年的胡惟庸案，即是因御史中丞涂节首先“告惟庸”，后中书省吏商暠“亦以惟庸阴事告”，才导致此案的肇兴。二十六年蓝玉案发，也是因为“锦衣卫指挥蒋瓛告玉谋反”而成。洪武十八年爆发的郭桓案，“系死者数万人……民中人之家大抵皆破，时咸归谤御史余敏、丁廷举”，可见该案也是因御史的纠劾而兴。

三十年的南北榜案，北方士子无一人中举，也被诸生控告为“南人私其乡……故以陋卷呈”，导致多人被“论死”。成祖即位后，又对靖难之役中的建文遗臣大兴诛戮，在这场残酷的清洗行动中，弹劾再次成为用来排除异己的政治工具。都御史陈瑛便劾奏说“诸臣逆天命，效死建文君，请行追戮”，借此时机大行追加论处，前后“灭建文朝忠臣数十族，亲属被戮者数万人”。户部侍郎卓敬也因与姚广孝“有隙”，被后者所劾而死，并诛灭三族。

可以说，在明初惨烈动荡的政治风波中，弹劾这一监察手段起到了很大的反面作用，对朝廷政治造成了极大的破坏。直到仁宗、宣宗时期，以宽仁之政为国策基准，才使得大狱渐息，政治步入稳定。

2.明后期：案狱纷攘，层出不穷

嘉靖之后，明王朝走向后期阶段，在此期间，政治事件可谓此起彼伏，直到明末亦不显颓势。伴随着这些重大的政治事件，弹劾在其中更是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几乎与每次政治事件相始终。世宗登基初年，朝臣便就“大礼议”事件展开了激烈的交锋，并在其即位十余年后仍然余波频现。表面上“大礼议”仅仅围绕世宗为其生父兴献王追尊帝号展开，但究其本质，却是明代后期君权与相权的一次大规模的对抗。

万历之后，大规模政治事件频频出现，明后期的党争局面也在这一时期最终形成。在党同伐异的大环境下，朝廷官员更是以弹劾为武器，围绕持续不断的一系列重大政治事件开展了残酷的斗争。从万历十四年到二十九年，朝廷就册立太子事件交相诤谏，是为“争国本”。在这场事件中，曲迎神宗意旨的首辅均遭弹劾，礼科给事中罗大纮、武英殿中书黄正宾弹劾申时行“迎合上意以固位”，分别被杖责和削籍；工部主事岳元声也弹劾王锡爵“变乱倾危”，一时廷臣之间交章递疏，争讼不断，最终迫使神宗立朱常洛为太子。

终明一代政治案件频发，弹劾在其中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可谓逢大事必有劾，弹劾行为始终与政治案件相伴随。明前中期政治环境尚称明澈，政治事件中的弹劾行为虽不乏投机行为，但大多有原则性和正义性，可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朝政的阙失之处；到明季党祸横流，政争不断时，在此种契机下生成的弹劾行为则愈加倾向于失控，卒难达监察之效，更是导致明王朝大厦倾覆的无形推手。

制度背景下的循章劾奏

除各种重大政治事件之外，在某些特定制度的运行过程中，如科举考试，以及对官员进行任免、考核、廷推，乃至官员致仕、夺情之时等，也可觅得弹劾之踪影。在这些制度运作当中，伴随着官员的升降迁擢，政治利益的天平出现倾斜，势必也会产生争斗，弹劾便在这种情况下孕育生成。在此类契机下产生的弹劾，也都是根据该制度运作发展的具体程度而进行，相较于因其他缘故而出现的劾奏，具有一定的章法模式，但其衷曲依然离不开政治果实的分配，带有很大的功利性和投机性。

1.京察之劾

京察为明代考核在京官员政绩的一项制度，每六年举行一次，逢巳、亥之年皆行察考。其所涉及的范围颇广，“不拘见任、带俸、丁忧、公差、养病、省祭等项，俱公同本衙门堂上官考察”，遇不称职者则行降职或罢黜。在政治形势较为清明之际，京察可较强地发挥对官吏的约束监督作用；反之，政治形势黯淡，朝臣相攻如寇雠时，京察也会成为打击政敌的工具。由于遭京察劾罢的官员几无叙用之幸，故斗争尤为惨烈。明代前期的京察劾奏事件并不显著，所劾也大都出于公心；到万历时期的癸巳、乙巳、辛亥、丁巳四次京察时，朝中大体形成东林党与“三党”的对立局面，双方抗章攻击，势如水火，官员借京察行弹劾便成为常态。

2.夺情之劾

夺情是指大臣遭逢父母之丧，应丁忧而不去职，即国家夺其孝亲之情。按照中国古代的儒家礼法，官员逢忧应卸职回乡守孝三年，“斩衰括发以麻”。这种行孝之举也被历代视为安上治民的重要措施，更相沿袭。

在传统舆论视角看来，官员丁忧去职是践行伦理纲常的表现，若此刻仍坚持在位则属违背天道伦常，要遭受大众尤其是掌控话语权的士林阶层的訾议和批判，对其仕途有很大的摧折力。尽管如此，明代官员因夺情之事而遭弹劾者仍屡见不鲜。

成化二年，内阁首辅李贤丁父忧，宪宗下令其夺情起复，翰林院修撰罗伦当即弹劾李贤，认为丁忧乃“纲常所关，风化所系”，并恳请宪宗“以礼处贤，使其尽孝于亲，而不得罪于名教”，被宪宗贬官。

崇祯之后，面对国内已成燎原之势的农民起义局面，思宗起复守孝的杨嗣昌任兵部尚书。少詹事黄道周上疏言“惟孝弟之人始能经纶天下，发育万物，不孝不弟者根本所无”，在攸关明王朝生死的关头，依然将迂朽的纲常名教凌驾于国家大事之上，着实令人瞠目。

史学家顾诚对其有评价云“守正而不能达变，敢于犯谏直言而阔于事理，律己虽严而于事无补”，黄道周正是明末迂阔官员中的代表和缩影。而对明代因夺情而引发的弹劾事件，也不可一概论之。在明王朝尚处承平之际，对夺情加以弹劾有助于维护伦理纲常的儒家政治秩序，利于社会稳定，但不可否认，其中也有政治博弈较量的成分；而在事关国家兴亡的时间点上，这种表面坚守原则的夺情，不仅显得矫揉造作，且极易将国家推向万劫不复之境地。

3.科场之劾

科举考试是中国古代选拔官员的主要手段，也是促进社会阶层流动的途径之一，到明代科举制度业已发展到了十分完备的阶段，“卿相皆由此出”，故而受到统治者的高度重视。由于士人通过科举考试可以跻身宦途，具有巨大的利益回报，所以在考试的过程中亦是案狱频兴，“有司徇私，聘取或非其人”的行为屡屡发生。基于这一点，明代对诸如科场舞弊等行为处罚甚严，朝官也围绕各类科场案件展开弹劾，由于科场案件背后往往具有党争的影子，所以这种弹劾也极易酿成重大的政治激变。而明代科场案件中的弹劾行为，大抵也可分为两种：

一是对贿赂公行、营私舞弊之劾，弘治十二年（年）会试，给事中华弹劾主考官程敏政“鬻题与举人唐寅、徐泰”，致使“敏政谪官，寅、泰皆斥谴”。万历三十八年（年）会试期间爆发了“韩敬科场案”，由于太学生韩敬与主考官汤宾尹往来密切，故被后者“夤缘得第一人”，将其录取为头名。朝廷舆论哗然，前后计有六十余人交相论劾，御史董定策甚至劾汤宾尹“险猾狡惊必乱天下”。汤宾尹也指使御史过庭训、刘廷元等抗章对劾，进一步使该案件复杂化、曲折化，最终韩敬“仅谪行人司副，盖七年而事始竣”。

二是对谄附权臣、录取失正之劾。嘉靖二十三年廷试，首辅翟銮二子翟汝俭、翟汝孝均在应试之列，给事中王交、王尧日因此弹劾考官“朋私通贿”，并要求“追论顺天乡试考官……阿附銮罪”，此举直接导致翟銮父子被贬斥为民。

总之，在科场案件契机下生发的劾奏，也是政治斗争的一种变体形式，其中虽不乏某些清介之士出于公心，为维护铨选纲纪而挺身弹劾不端行为，但更多的是带有朋党的色彩。清人评价明代科场“弊实既多，议论频数”，科场案件走向越复杂，舆论清议的势头愈猛烈，在这种公共舆论的推波助澜之下，明代政治风气也逐渐偏离正常轨道，走向异化。

举凡官员有不端之嫌，均可触发弹劾行为。诸如此类的弹劾，是明代最为常态化的劾奏，贯穿于整个明王朝的发展进程当中。这些弹劾事件虽显琐屑杂芜，且多有虚妄不实、沽名钓誉、盲从跟风之状，但仍不失为监督各级官员依法行事、巩固国家政权的最为有效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