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霍光之后，朝臣们争夺权臣宝座，不再是丞相、御史大夫等职，而是这个“大司马”军职。西汉末期，王莽之所以最终能篡汉，就是因为自汉元帝以降，王氏家族中一共连续出过五个大司马，一是王风，二是王音，三是王商，四是王根，五是王莽。

中国的近现代史上“中，和”的文化传统

为什么在十分讲究“中，和”文化道统的中国的近现代史上，“西方文化土特产”的阶级斗争理论会那么快的在中国寻找到自身疯狂繁殖发展的土壤条件呢？究其原因，就是这个肇始于秦汉王朝，特别是肇始于汉武帝时代的君主专制制度本身是其土壤条件！这就是说，“中，和”的文化传统，只可能存在于中国民间老百姓之中，而在杀气腾腾的中国朝廷士大夫官场之中，“中，和”伦理是没有存在基础的！帝王、官员和士大夫们若要讲“中，和”，那是随时可能身败名裂的！

所以，当西方的“阶级斗争”理论被输入中国后，无名利场功利束缚的中国老百姓依然还在笃信中国传统的“中和”道统，他们对来自于西方的“阶级斗争”是无动于衷的；但是，相比之下，那些长期沉湎在传统“忠奸斗争”浓郁文化氛围之中的中国士大夫们，则对这些西方“阶级斗争”理论好像是“一见如故”了，如此，西方文化土特产的“阶级斗争”理论也就被中国的一批所谓的“知识分子（实质上的传统士大夫）”热情地接受和传播开来了！

这，就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为什么会接受和实践西方“阶级斗争”理论的本土条件原因。汉武帝生前集军权和中央监察权为自己一身，他本人实际上就是汉步军、水军和骑兵的三军总司令和中央监察最高长官。他临死之前，他可以把政权、经济权、司法权都托付于他人，但是，军权和中央监察权，他只托付给了他自己最信任的贴身警卫的前奉车都尉的霍光，当他临死之前将霍光拔擢成大司马大将军以后，他也就是将自己手握的两大王朝政治权柄的军权和中央监察权交付给霍光了。

因此，霍光自然就成为了汉昭帝、汉宣帝两时代不可一世的权臣了，霍光生前的威严，那是昭帝、汉宣帝两代帝王也不敢得罪的，这样，中国也就从此开辟了谁掌握了军权，谁才是“真天子”的扭曲政治历史。霍光之后，朝臣们争夺权臣宝座，不再是丞相、御史大夫等职，而是这个“大司马”军职。西汉末期，王莽之所以最终能篡汉，就是因为自汉元帝以降，王氏家族中一共连续出过五个大司马，一是王风，二是王音，三是王商，四是王根，五是王莽。

自前33年的汉元帝竟宁元年五月的王风出任大司马大将军肇始，除开汉哀帝时代的傅喜、丁明、董贤出任过短暂大司马职之外，大司马职就再也没有出过王家之门。汉哀帝时代，汉哀帝与王氏家族争夺汉王朝主导权力，汉哀帝母党的丁、傅集团就主要是通过任命丁、傅集团之中的傅喜、丁明和董贤为大司马去实现的。

而汉哀帝死亡后，王政君和王莽的王氏集团复辟，也是率先通过复职王莽大司马职和逼杀前大司马董贤去实现的。新莽时代，孔光集团之所以是新莽政权之中的中坚力量，也就是新莽政权主要是由王莽和孔光两大政治势力勾结组成，也是通过孔光的亲侄子孔永在12年的新始建国四年出任了新莽王朝的大司马去体现的。

春秋战国时代，当时的军阀权臣也多，他们也会互相争权夺利危及君主，但是，那时候的臣属们大多还有一种自己是君王属下的门客、食客的道统伦理自制，他们也惧怕天下人心正义而不敢擅权独裁。比如，前年的周敬王三十九年，发生了齐国田常与同僚监止的左、右二国相互相争权冲突事件，田常率兵诛杀了监止和支持监止的齐简公，而另立齐简公之弟为齐平公且自任齐国国相以后，他也一直就处于惊恐不安之中，他不得不施行善政以保命自己。

即使是秦国时代手握重兵的白起因屠杀大批赵国俘虏被人非议而被秦昭王撤职，白起终在前年被秦昭王赐死，白起也不敢有任何反抗而自杀。大秦王朝时代，秦国武士世家的蒙恬手握三十万大秦王朝的重兵驻守大秦北疆，但在他接到内史的赵高、丞相李斯等人假造的秦始皇迫令他自杀的圣旨后，大将军蒙恬和大公子扶苏均于前年秋各自遵旨自杀。楚汉相争时，汉军之中军力最为强大的齐王和大将军韩信已遭遇刘邦猜疑，其手下谋士蒯通恐韩信今后会被刘邦所害，他力劝韩信自立为王，也被手握重兵的韩信一口回绝。

即使是汉文帝时代和汉景帝时代，开国功臣的周勃、周亚夫两代父子太尉在朝廷中央常备北军中的威望那么高，父子二人都是在汉军中登高一呼必万众归之人，但是，两代父子太尉也从来不敢搞帝王的兵变，周勃终被汉文帝逮捕入狱受尽侮辱，周亚夫则被汉景帝关押且饿死狱中。但是，自汉武帝将西汉王朝“草创”成了军政合一的君主专制制度之后，谁掌握了朝廷最高军权和谁掌握了朝廷最高中央监察权，那么，谁就是事实上的“真皇帝”。

如此，之后的中国，屡屡出现军阀威重天下和宦官当政的扭曲政治格局，汉武帝以降，汉王朝时代的霍光、王凤、王莽、董卓、曹操等人都属于这样的事实上大军阀当政，其中，尤其是王莽和曹操，几乎是将皇帝折腾成了自己军权股掌中的玩物；而像大明王朝明熹宗时代的司礼太监魏忠贤，就是通过掌握了中央监察权而操控了天下的。西汉初期的政权，是构建在蜀汉地区的“三老”民权政治制度基础之上的，因此，伴随“三老”制度在西汉初期的盛行，蜀地自成体系的“三老”礼乐文化制度可能在汉初就已经普及到了全中国了。

这个问题，不仅可通过西汉时代盛行的席地“跪坐”礼姿，在今四川广汉三星堆古蜀国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的席地“跪姿”礼乐青铜人像而得以证明，我们甚至认为，司马相如之所以在《大人赋》中最早向汉武帝提出的弘扬“汉德”的礼乐制度构想，也应该来自于蜀地本土“三老”制度中的礼乐和孝道文化传统。通过三星堆古蜀国遗址中的大量祭祀礼乐器物和跪姿祭祀礼乐青铜人像来看，蜀地具备自己特色的礼乐制度，至少应该早于齐鲁一带的礼乐制度文化有五百年之久。

这就是说，周王朝宾服了殷商故地的齐鲁地区之后，齐鲁的孔子“吾从周”所继承的周礼礼乐文化之中，可能就有来自于蜀地的祭祀礼乐文化制度，因为，周王朝本来就是由巴蜀古人古国帮助建立的，蜀汉地也一直就是周王朝最为早期的主要诸侯国之一！所以，班固等儒生在《汉书》的“文翁传，地理志”中将蜀地的礼制追溯到齐鲁礼乐文化制度之中，恐怕是“喧宾夺主”了！

同时，以上引证的东汉末期的蜀人秦宓论说西汉礼乐文化的建设措施是来自于司马相如的说法，当然也是符合历史基本事实情况的。但是，也正如我们在第三十七章中分析的那样，汉武帝是在司马相如去世以后才举行了大规模的封禅、郊祀、巡游等礼乐仪礼制度的，而且，当时的汉武帝举行的这种封禅、郊祀、巡游的大规模礼乐制度文化活动的宗旨内涵，并非是司马相如生前一直倡导的“汉德”，而是宣扬的董仲舒等人倡导的“君权天授”的君主专制文化内涵，因此，今人还不能将汉武帝时代“草创”出的封禅、郊祀、巡游的礼乐文化，全部都归功到司马相如头上。

这就是说，汉武帝时代时兴起来的大规模的汉王朝礼乐制度，初期规划蓝图，应该是出自于司马相如，但是，其礼乐制度的内涵，却并非司马相如倡导的弘扬“汉德”了，而应是来自于董仲舒的“君权天授”内涵和李少君、栾大等神秘方术了。汉武帝之前，中国地方文化型人才叫做“贤良方正”，其多半是推选，并非学校栽培。但是，自汉武帝在全国推广蜀郡石室学校模式肇始，特别是“繇文翁倡其教，相如为之师”肇始，中国的社会文化型人才，就转而成为了学校栽培之人才了，其学生人才名分也改成了“贤良文学”。

结语

以上所说的这些权臣，特别是两汉王朝时代的王莽和曹操，都造成了天下大乱和国家分裂。中国的学校开始专门栽培“贤良文学”后，特别是前82年的汉昭帝始元五年的六月，汉昭帝诏令举天下治学《五经》和《孝经》的贤良文学进入官场做官，从此，就开创了中国士大夫必好诗文，好诗文的土大夫才能够出仕的先例。这就是说，中国历史上的以诗文辞赋为士大夫的文化标志，官场士大夫必好诗文辞赋的风雅，此风，应该就是来自汉武帝时代推广蜀地石室学校时的“相如为之师”历史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