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察举制。东汉时期沿袭西汉时期的察举制，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察举，即封建国家令中央及地方高级官员向上推举人才。察举制主要科目是举孝廉，推举人将所辖地区孝廉人才推举给朝廷，由皇帝进行考核。考核合格后被留在朝廷为郎官，熟悉朝政事物，最后按照能力分配到中央或地方任职。

察举制在东汉初期是以郡国为单位进行推举的，但到了东汉中后期，由于外戚宦官争权夺利，企图垄断察举人才的途径。因此，至汉和帝时改为以人口为单位推举人才。针对官员选拔弊端，汉顺帝时进行了改革。

“东都则诸生试家法、文吏课笺奏。”意思是东汉对儒生出身的孝廉考核经术，对文吏出身的考核笺奏。东汉时期对官吏的选拔，逐步由推举转变为中央考试。

作为察举制另一重要科目，茂才则主要选拔具有特殊才能的人才，从孝廉推举上来的人才中选拔。东汉光武帝令“三公举茂才各一人”，“光禄岁举茂才四行各一人”。被选拔为茂才的人才，多被委以重任，所以孝廉人选以成为茂才为荣。

2.征辟制。东汉时期另一选官方法是征辟制，分为“征召”和“辟除”。“征召”是由皇帝负责下诏选拔人才，“辟除”是由中央与地方高级官员选拔下属官员。与西汉不同，东汉时期的“辟除”，中央官员与地方官员对选拔下属官员，具有一定自主权。

东汉时期的辟除分为公府辟除与州郡辟除，公府辟除由三公即丞相、太尉、御史大夫负责，东汉时期太傅与大将军同样也具有辟除权。州郡辟除属于地方的辟除，由地方郡守、刺史等自行选拔下属官吏，对于表现优秀的辟除者可酌情升迁。

辟除者的选拔上东汉时期规定，辟主可辟举因事丢官者。东汉崔瑗“为度辽将军邓遵所辟。居无何，遵被诛，瑗免归。瑚复辟车骑将军阎显府。”此外，辟主不可辟举旧吏或亲属。辟举者的德行与能力在任职考核中不合格或为低等，辟主需付连带责任。东汉时期的察举制与征辟制共同构成东汉时期的选官制度，二者互为补充，为东汉时期廉政制度的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3.任官回避制度。东汉时期创立了任官回避制度，防止在选官过程中任人唯亲的局面产生。汉桓帝时期颁布“三互法”，标志着任官回避制度的确立。“三互法”的内容大体包括以下三点：

一是对官员户籍的回避，“婚姻之家及两州人士不得对相监临”，即官吏不可到本籍任官。二是对官吏亲眷的回避，即两州人士互为婚姻，不可至对方州郡任职。三是回避亲近之人，即重要官职和地区不可任用亲近之人。

但州、郡、县官员可以为本籍人士，防止任官回避制造成地方长官不了解本地情况的现象产生。任官回避制一方面缓解了任人唯亲、结党营私的现象，另一方面造成人才任用的困难，致使一些地区官吏空缺，不利于统治的稳定。

“三互法”在实施过程中，对宦官外戚的结党营私行为起到了一定的打击作用。梁冀被斩杀时，其党羽“公卿列校刺史二千石死者数十人，故吏宾客免黜者三百余人”。“三互法”对东汉时期的廉政制度建设起到了一定积极作用，在对官吏腐败现象的治理上起到了重要作用。

东汉官吏奖惩制度中的廉政体现。1.官吏的考课制度。东汉时期自光武帝开始，在继承前朝考课制度的同时，又创立了一些新的考课制度，完善了官吏考课制度。东汉时期产生计掾和上计吏，计掾主持上计，上计吏则是临时挑选，不拘职务，负责将上计簿送到京城。

东汉对于官吏考课的主要内容有：其一，户籍财政，这是考核官吏政绩的基础。其二，治狱情况，官吏办案的能力决定所辖地区的安宁，每年州郡要将本地断狱情况上报。其三，农业的发展和土地面积的变化也是官吏考核的重要内容。由此可见，无论是内郡还是边境，上计和考课已经形成一种固定的制度。

东汉时期官吏的考课情况直接决定官吏的升降黜陟，对于考核结果优秀的官员给予升迁或奖励金银器物。对考核结果不合格的官员，免官或降级。

2.官吏的奖惩制度。东汉时期依据官吏的考核结果决定官员奖惩，东汉时期官吏考核结果的处理一是赏，二是罚。赏主要有升官和给予财物等多种方式，如：崔寔“为五原太守……整厉士马，严烽候，虏不敢犯，常为边最，以病征，拜议郎。”

张奂“拜武威太守，平均徭赋，率厉散败，常为诸郡最……征拜大司农。”罚的方式主要是告诫、降级和免官等形式，大司空宋弘曾“因坐考上党太守无所据，免归第”。

东汉时期的官员考核与奖惩制度，互为表里。一方面，考核制度决定奖惩制度，官员政绩的优劣直接关系到奖惩情况。另一方面，奖惩制度促进官员素质的提高，减轻考核难度。东汉时期官吏的考核制度，在促进清官廉吏的产生及社会的稳定发展上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东汉监察体系中的廉政体现。东汉初期光武帝刘秀为了稳定统治，恢复社会经济加强了对官吏的廉政监察。东汉时期的监察制度在沿袭西汉的基础上，又进行了创新，取消司直，设廷掾。为提高中央对地方的监察力度，东汉初期光武帝恢复统治秩序，加强监察力度，实施以下几点措施：

1.提高监察官的地位与权力。东汉统治初期，社会经济凋敝，民不聊生，吏治急需整改。光武帝为提高对官员腐败行为的监察，特下诏令，命御史中丞、司吏校尉和尚书令专席而坐，称“三独坐”。“三独坐”中御史中丞与司吏校尉均为监察官员，可见东汉初期监察官员的地位有所提高。

东汉初期，光武帝提高了监察官的权力。西汉时期规定，刺史无权处置地方两千石长吏的违法行为，需交由三公处置。东汉初期光武帝大力提高监察官的权力，使刺史可直接上奏，罢免两千石长吏。东汉初期的这一改革，使地方监察官的权力大大提高，有利于中央对地方的监察，对官吏腐败行为的治理也较有成效。

2.鼓励监察官的履职行为。西汉时期，统治者限制监察官的权力，大力打击监察官。致使西汉后期对官员的监察力度减弱，官员的腐败逐渐加深，最终导致西汉政权灭亡。东汉前期的统治者吸取了西汉时期的历史经验，积极鼓励与支持监察官员的履职行为。

东汉初期，对于监察官员纠察不法行为给予鼓励。“建武十一年（公元35年），征为司隶校尉。鲍永听闻此事弹劾刘良，言其大不敬之罪。虽然刘良为光武帝叔父，但光武帝仍旧支持鲍永，后又立鲍永之子为司隶校尉以示支持。

东汉时期对于监察官员地位的提高，有利于维护政权的稳定，加强了对百官不法行为的纠察。东汉统治者意识到监察对于廉政制度的重要性，即使权臣当道加以阻碍，统治者依旧鼓励监察官员的履职行为，以此加强中央集权。

东汉廉政制度的规范性。（一）东汉廉政制度管理体系完善1.廉政制度种类多

东汉时期廉政制度的种类多，东汉时期针对不同领域，有不同的廉政制度。比如在官吏的选拔、考课、任用、监察、奖惩等环节，均有相对应的廉政制度。东汉时期的廉政制度，不仅提出了原则规定，而且对于原则规定进行细化的要求，制定出一些详细具体的标准。原则从大方向告诫官员，应当怎样规范自己的政治行为，细化的标准则为考核与监察提供了依据。

东汉时期廉政制度体现出种类较为完善的特点，这一特点使得中央至地方均被严密的体系所控制。选官制度主要有察举和征辟，这两种制度互为补充，形成完备的人才选拔系统，为东汉时期选拔出许多清廉官吏。

官吏的考核主要依靠上计，通过考核分出优劣，根据优劣进行奖惩。监察制度主要是中央与地方监察，二者将中央与地方紧密结合，对东汉时期官吏的腐败行为进行防治与惩办。东汉时期的廉政制度种类多且较为完善，对东汉时期统治的稳定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2.廉政制度内容完善。东汉廉政制度的内容，既有防范性的规定，又有惩罚性的规定。防范性的规定主要体现在官吏的选拔制度与法律制度，东汉时期官吏的选拔标准是孝廉。

因此察举上来的官员具备廉洁的品行，可以从根源上起到一定的防范作用。东汉时期法律制度中有许多关于官吏犯罪的惩罚，刑法的严苛也会对官吏渎职起到警戒作用。惩罚性的规定主要体现在监察制度、奖惩制度与法律制度，监察制度纠察官员的违法行为，然后通过法律进行惩戒。

结语

东汉时期廉政制度的内容还有许多，例如，东汉时期为了从根源上减少贪污现象的出现，增加了官员的俸禄，即“增俸养廉”。还制定了防止官员结党营私的回避制度“三互法”，用以防止官员利用血缘、姻亲等关系来谋取私利。惩罚性的规定与防范性的规定相结合，对于整顿吏治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增强了廉政制度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