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5月19日的美国《时代》杂志的封面上出现了一位中国军阀，他就是阎锡山。一个多月前，中国爆发的中原大战，阎锡山是主要发动者之一。《时代》杂志是这样介绍阎锡山的：“他是一位真正的‘和平军阀’，这是他多年来的第一次战争，因此，上周公众的兴趣和同情，都集中在这位伟大的、长满胸毛、操着浑厚嗓音的阎元帅身上。”

当然，阎锡山不是首位登上美国《时代》杂志封面的中国军阀。在他之前的吴佩孚、蒋介石、冯玉祥已经依次登上了《时代》杂志的封面，阎锡山是第四位。

年，袁世凯死后，北洋系军阀迅速分裂，使得中国出现军阀混战、各据一方的局面。年，蒋介石通过北伐战争，结束了军阀混战的局面。如果把旅长级别以上的军官视为军阀的话，那么在这12年之中，中国的大地上出现了多位大大小小的军阀。

这其中的大军阀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人物，如奉系的张作霖，直系的冯国章、曹锟、吴佩孚，皖系的段祺瑞，“辫帅”张勋，“布衣将军”冯玉祥，以及最终收袋的蒋介石。当然，还有屹立38年不倒的“山西王”阎锡山。

阎锡山的家世并不显赫，他的先祖阎存诚于清初从山西洪洞县流落至山西五台县的河边村，以靠做苦力为生，直到50岁左右时，才成家繁衍子嗣。随后，阎家的几代人都是靠当雇农维持生计，甚至连名字都没留下来。

到了阎锡山的祖父阎青云时，阎家的生活才有所好转，过上了半自耕，半雇农的自耕农生活。阎锡山出生后，祖父对其疼爱至极，他所受到的传统文化教育也是来自祖父的教导，这对少年时代的阎锡山影响很大，也为他的为人处世和日后治理山西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阎锡山的父亲阎书堂读过几年私塾，但早早辍进入店铺做伙计，学习经商。阎书堂一生两次婚姻，原配曲月清生下阎锡山后过早离世，后娶陈秀卿。最初陈秀卿并不接受阎锡山，迫不得已阎锡山只好寄住在外祖父家。

母亲的早逝以及长期寄人篱下的生活，使得阎锡山的性格阴晴不定，时而沉默寡言，呆若木鸡；时而又像脱缰的野马，狂奔乱跳。随着继母逐渐的接纳，视阎锡山为己出，对其呵护有加。15岁时，阎锡山回到父亲身边，帮忙打理生意。他从伙计做起，凡事亲力亲为，店铺里的各种角色都担任过。

阎锡山17岁那年，父亲阎书堂在五台县城内开的吉庆长钱铺破产倒闭，欠下一屁股债，只好关门回乡躲债。面对债主的催逼，最后乡里也待不成了，父子俩只好沿着滹沱河绕小路前往太原谋生。临行前，阎锡山还偷偷拿走了继母的一副银镯子。

那时的阎锡山还叫万喜子，他曾到亲戚家去借钱，被赶了出来；为了生计，他曾提着盒子走街串巷，遇人就小声问道：“买饼子吗？”以至于发达之后，有人拿这件事编排阎锡山：万喜子卖饼子——不敢吆喝。

庚子国变时，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西逃经过山西，当时清兵的粮秣供给由当地百姓承担。万喜子曾去担水切草、喂马遛马，挨打受骂，吃了不少苦头。后来，阎氏父子在太原的一家店铺中找到了一份差事，给别人打工。在经商的过程中，阎锡山学会了不少精打细算，牟取暴利，经营投机的方法。正是因为阎锡山年少时寄人篱下的经历，以及后来在别人店铺当伙计，看人脸色行事的生活，使他养成了世故圆滑的处事态度。

年，阎锡山考入山西武备学堂，正式弃商从戎。三年学习期满后，阎锡山作为公派留学生赴日留学。日本的富强对阎锡山感触很深，为了拯救积弱的中国，他加入了孙中山创立的中国同盟会，并积极参加革命活动。这些经历，使得阎锡山的爱国情绪相对于其他人更浓一些。

年，阎锡山从日本学成归来，担任山西陆军小学堂的教官、监督。同年，阎锡山被清廷赏赐陆军步兵科举人并授予协军校（相当少尉）的军衔，之后又升任山西新军第四十三协第八十六标教练官与标统（相当于上校团长）。与此同时，阎锡山和其他中国同盟会的成员秘密进行革命活动，把山西新军的领导权基本上掌握在中国同盟会会员和革命同情者的手中。

辛亥革命爆发后，在太原的同盟会成员密谋响应。但由于当时的山西当局害怕新军起义，收走了新军的子弹，这就造成山西新军有枪无弹，因此山西新军未能发难。

年10月28日，山西新军第八十五标奉命出发南下平乱，领到了子弹，阎锡山等中国同盟会会员当即决定起义。

年10月29日，山西起义军加入反满复汉的辛亥革命，杀了山西巡抚陆钟琦及其子陆光熙。在这一仗中，阎锡山带着亲信躲在树丛中观望，他的盘算是，如果起义成功，他跟进的部队可以参与邀功；如果失败，造反的责任可推到别人身上。

年12月的“南北议和”的过程中，阎锡山看到袁世凯不仅手握重兵，而且即将接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整个政治天平已倾斜到袁世凯的一边。于是他选择站在了孙中山的对立面，大力支持袁世凯的各项主张。袁世凯看到阎锡山不同于其他中国同盟会成员，于是任命阎锡山为山西都督。从此，阎锡山开始主管山西。

年，袁世凯图谋称帝。阎锡山在向筹安会捐献经费的同时，还接连发电劝进袁世凯称帝。他在电文中把辛亥革命贬为“新旧递嬗时代之权宜手续”；他还认为“以中国之情决不宜沿用共和制度”，“非厉行军国主义不足以图强，欲厉行军国主义非先走君主立宪”不可；他在电文中还要求“废共和而行帝制，以帝制而行宪政”，并恳求袁世凯“以大有为之才，乘大有为之势，毅然以救国救民自任，无所用其谦让”，而登基称帝。

阎锡山对袁世凯称帝的全力支持，自然也得到了袁世凯的回报。称帝后，袁世凯封阎锡山为一等侯。

阎锡山拥戴袁世凯称帝，可谓是不遗余力。就在袁世凯倒行逆施，遭到全国人民反对，“护国军”对其进行讨伐之际，阎锡山仍然站在袁世凯的一边。当袁世凯就“护国军”反对帝制的事情，征询各地大员意见时，阎锡山竟指斥唐继尧等“护国军”将领为“不忠不义不仁不智”之徒，恳请袁世凯“褫革唐继尧、任可澄、蔡锷等官职荣典，宣示罪状”。后来，阎锡山对自己的立场进行辩解时称，这乃是根据孙中山的指示，为了保存北方革命力量而采取的措施。

袁世凯死后，段祺瑞出任国务总理，由北洋军阀统治的局面并未发生改变。阎锡山又依附于段祺瑞，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又惟段祺瑞马首是瞻。

年7月，阎锡山成为了山西督军。他一方面排挤打击异己，使得山西省长孙发绪和沈铭昌难以处事，相继离职；另一方面他贿赂内务总长汤化龙，又称段祺瑞为师，最终于次年9月兼任山西省长。从此，阎锡山集山西的军政大权于一身。

阎锡山被北洋政府委任为山西督军兼省长开始，他就使得山西在政治和经济上自成一体。对外他以“保境安民”为由筑起军事壁垒，不允许外省的军队进入山西；对内他则推行“自存自固”的政治策略，用来处理与各种政治势力的关系。

面对北洋各派系之间相互争雄的局面，阎锡山吸取了在袁世凯事情上两次犯错的教训，奉行“三不二要主义”，即“不入党、不问外省事、不为个人权利用兵，要服从中央命令、要保卫地方治安”。因此，阎锡山多次拒绝参加军阀混战，使得山西维持了数年的和平与安定。

阎锡山在对山西的治理上，以兴利除弊为施政大要，提出“三事”，即种棉、造林和牧畜；“六政”，即水利、蚕桑、植树、禁烟、天足和剪发（男人剪辫子）。同时，还兴修公路、铁路，建立工厂，埋头经济建没，扩充本省实力。在民国成立后的前20年里，阎锡山确实为山西带来了稳定与繁荣。

为了防止外省势力进入山西，阎锡山将山西境内的铁路全部建为窄轨，自成一体。若遇战事，外省的运兵火车就不能直接开进山西。如此以来，有利于他在山西的割据统治。

阎锡山很早就在山西推行国民义务教育，当时山西的教育也在全国领先。在阎锡山看来，国民学校的功课，就是修身、国文、算术、体操、图画、手工等事，四年的时间就能毕业，学会算盘、写信、记账的本事。如果家里经济条件允许，可以再读高等小学校；如果家里实在穷的，学到的本事也可以自谋生活。

年，山西每万人中的小学生数量已达名，居当时全国各省之首。从年起，山西每年的适龄儿童入学率都在80%以上。到了年，山西省已拥有55所中学，17所师范学校，6所大学。教育家黄炎培曾在《读中华民国最近教育统计》中提到，民国初年山西学校、学生数量的增长“速而最稳”。

年，为了发挥民众的作用，阎锡山又开始推行“用民政治”，提倡发展民德、民智和民财。阎锡山认为，行政之本在于村，于是他又推行“村本政治”。阎锡山把传统的村制进行了改编，以五户为邻，并设立邻长；二十五户为闾，设立闾长。然后村设村长，代行警察职务，加强行政管理。

各村还设立村公所、息讼会、监察会、人民会议等机构，成立“保卫团”对青壮年进行军事训练。可以说，阎锡山的村级自治组织设计，非常符合中国北方农村的实际情况，其权力制衡也落实到村监察委员会。

在阎锡山一系列的政策和措施下，山西出现社会比较安定，生产稳定发展的局面。一时间，相邻的河南、山东、河北等省的灾民大量涌入山西，以寻求安居乐业之所。山西也因此而获得了“模范省”的称号。

在阎锡山的眼中，山西就是他独立的“小王国”，他是在用一套治国之策治理山西。他有自己的相关政治组织，即民族革命同志会；他还拥有一支二三十万人的晋绥军；他设立有各类培养人才的学校和训练机关；他还有严密的安全机构，即政卫组和太原特种警宪指挥处；他还有各类“人民公营事业”实体，即钱庄、银行、五金行、粮店、汽车公司等等。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阎锡山在山西还创建了包括采矿、采煤、炼焦、电力、机械、冶金、化工、建材、皮革、毛纺、火柴、印刷、造纸、面粉等轻重工业厂矿的西北实业公司；他还成立了“山西省营业公社”，整顿了山西省银行，新成立了铁路、盐业、垦业等银号，并为“四银号”成立了实物准备库，发行钞票。至抗战前夕，阎锡山在山西构建了一个庞大的官僚资本体系，资产达到2亿银元。

抗战爆发前的五年里，山西的经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这五年中所累积的资本比年前十五年的总量还要多；粮食和农副产品的产量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

之所以有如此好的成绩，一方面是因为阎锡山的决策、头脑和手段；另一方面就是对山西人民血汗的压榨，要知道，山西四家银号所发行的各种建设券、借款券、公债等，是万山西人民，每人掏6元多认购的；工人的工作时间被延长，而工资减少；对农民增加赋税，并发放高利贷；征用土地的价格被极大的压低。

阎锡山当时的社会公众形象就是精明、会算计，这位山西当家人心细手紧的秉性应该是源自钱庄基因。他对成本的核算，极为精细准确，比如在修筑桥梁、道路等工程成本核算上，他得出的结果和专家算出的结果出入不大，谁也别想在这里面捞到好处。

阎锡山把自己在经济上的精明，也运用到了政治上。在与各方势力周旋的时候，他总要把自己和对手的力量，放在戥子上称了又称，只有在自己的力量远远超过对手的时候，他才会明确自己的态度。否则，他继续八面玲珑，绝不贸然得罪人。

不肯轻易亮出底牌的阎锡山，为什么在北伐时期拥护蒋介石，而后来又发起反对蒋介石的中原大战？原因其实很简单，蒋介石和其他的军阀瓜分地盘的目标不同，他是要肃清异己、统治全国。这就触碰到了阎锡山的利益。

年底召开的西山会议上，众军阀聚首，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并排而坐，留下现代史上一张重要的合影。会议的最后，蒋介石突然提出“编遣”，即裁军。蒋介石是想利用编遣全国军队的机会，削弱异己。阎锡山在各方讨价还价声中，曾提出有利于蒋介石的编遣方案。

在南京煦园的编遣会上，各派明争暗斗的结果是，在42至44个师的总盘中，蒋介石独自占据了16至18个师；阎锡山分得了第三集团军的8个师，冯玉祥是最大的输家。之后，随着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部被撤销，取而代之的是第三编遣区办事处后，阎锡山成了光杆司令，他知道上当受骗了。

此时的阎锡山还承受着蒋介石要他对冯玉祥的西北军用兵的压力，他已看清楚蒋介石的目的就是要对他们这些地方实力派各个击破，或者让他们相互消耗，最后彻底瓦解。思前想后，他决定与冯玉祥共进退，拒绝向西北军用兵，表示要和冯玉祥一同出国，以此要挟蒋介石。

冯玉祥携妻女抵达太原后，阎锡山竟然将冯玉祥软禁，其实他是在挟西北军以自重，向蒋介石施压。随后蒋阎之间的函电频繁往来，讨价还价。蒋介石先是给了阎锡山一个“西北边防司令长官”，但阎锡山以“此时对外对内不宜设此官”为由，拒绝就职，并以辞去山西省政府主席再度进行试探。

“生意”做的非常顺畅，阎锡山坐上了陆海空三军副总司令的位子，这可是仅次于蒋介石的第二把交椅。此时的冯玉祥也意识到自己是被阎锡山变相软禁了，大骂阎锡山背信弃义。西北军的其他将领也早已对阎锡山非常不满，决定联蒋倒阎。

阎锡山再三权衡了利害关系之后，不得不掉过头来向冯玉祥“诚恳请罪”，当即将50万元的现款交给冯玉祥，同时还提供挺花筒手提机枪和0袋面粉。冯玉祥也慨然表示，既往不咎，从此一德一心，反蒋到底。

在反蒋的问题上，阎锡山总是患得患失、出尔反尔，这为蒋介石赢得了各个击破的机会。换句话说，正是阎锡山帮助蒋介石渡过了数次危机。

中原大战前，阎锡山和蒋介石还进行了一场持续两个月的电报互撕大战。阎锡山将国家财政的困难以及国民党内部分裂、各派系争战不断的责任归咎于蒋介石，态度强硬地要求蒋下台；而蒋介石则要求阎锡山兑现他之前通电辞职，并陪冯玉祥出洋的承诺。

张学良的奉军是中原大战的关键之一，阎锡山和蒋介石都对其进行拉拢。为了争取张学良，蒋介石的代表吴铁城通过高价购买沈阳兵工厂武器，购买张学良发行的公债，拨给奉军出兵费等名义，先后送给张学良大约0万元。而阎锡山的两位代表，一位带了元，另一位揣着元就上了门。

最终的结果是显而易见的，中原大战之初，张学良采取了善意的中立，之后突然倒向了蒋介石，在关键时刻出兵关内，导致阎冯联军先胜后败。

中原大战之后，冯玉祥通电下野，阎锡山宣布辞职，他的部队听候蒋介石的编遣。同时，蒋介石也不给阎锡山任何喘息的机会，坚决不允许他滞留山西，并派出侦察机在太原上空盘旋示威。迫于无奈，阎锡山只得避居大连。

在离开太原时，阎锡山从山西省政府提走了1万元，其中的万元他用于后来在大连炒日币老头票上，十个月的时间里赚了一倍多；另一笔万他散给了追随他多年的人，他的处世哲学中有一条：“平时留下余地，临时处置裕如。”

阎锡山在大连蛰居期间，一面总结自己的从政经验，一面遥控山西军政大局，伺机而动。“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大举侵占中国东北，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要求抗日救亡、一致对外的呼声日益高涨。蒋介石无奈之下不得不捐弃前嫌，与曾经的反对势力言归于好，团结御侮。阎锡山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东山再起。

年．中国工农红军在陕北建立了革命根据地。同年，日本炮制了“华北事变”，开始筹谋“华北五省自治”，想在华北地区建立第二个“满洲国”。山西，因其重要的战略地位，以及丰富的煤铁矿产资源，再加上阎锡山的影响力，成为这盘棋中的首落子。

年，陕北的红军渡过黄河东征，山西晋绥军惨败，阎锡山告急，蒋介石趁机派出5个师的兵力开进山西。在红军回师陕北后，蒋介石的军队却赖在山西不走，这对阎锡山构成了威胁。

在蒋介石、日本人和中共三方势力面前，阎锡山为了在夹缝中求生存，小心翼翼。阎锡山自喻为“在三颗鸡蛋上跳舞，踩破哪一颗都不行”。

在阎锡山看来，作为事实上国家元首的蒋介石，应该拥护，但他又是自己的头号政敌，所以坚决不能让蒋介石的势力进入山西；日本人作为侵略者，亡我之心不死，但为了自保，阎锡山不提抗日；中共及红军虽然立场不同，但暂时不会危及自己的利益，而且红军英勇善战坚决抗日，是一支可以利用的力量。反复权衡之后，阎锡山做出“迎共抗日”的选择。

就是在这个时候，中共代表薄一波进入山西，接管了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牺盟会），这一抗日组织由阎锡山担任会长，山西省政府主席赵戴文任副会长，共产党员薄一波任总会常务秘书，主持日常工作。

在这条特别的统一战线上，薄一波和阎锡山合作、周旋、智斗了8年。当时山西全省80%以上的抗日县政权都被牺盟会掌控，新军的规模发展到了40个团10多万人，撑起了山西的抗日局面，被誉为“敌后抗战楷模”。当时的山西，已经成为陕北之外的又一个抗日中心，吸引了许多的爱国志士前往。

阎锡山真心抗日的同时，蒋介石却铁心坚持他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他不断调遣阎锡山和张学良率军“剿共”，让晋绥军、奉军和共军彼此消耗。阎锡山和张学良只能消极应对，内心是极不情愿的。“西安事变”发生后，阎锡山多方斡旋调停，使得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

年至年间，阎锡山曾与日本人频繁的接触，这被人们诟病为勾结日本人。事实上，这些所谓的“勾结”，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进展，无非就是一些嘴皮上的讨价还价和软磨硬泡。阎锡山的“老大哥”赵戴文曾对其说，“以后无论局势如何变化，希望你不要走汪精卫的道路。”阎锡山对此回答：“我有我的主张，我为了存在，利用他们，绝不会走那条道路。”

抗日战争结束后，阎锡山将山西的伪军改编为省防军，并留用了万余人的日本战俘，作为他进行反共内战的资本。内战爆发后，阎锡山与胡宗南联手，进攻山西解放区。

他在山西继续推行曾在抗战期间为解决兵源和粮食问题而制订的“兵农合一”政策，18岁至48岁的壮丁中，每三人编为一组，其中一人作为常备兵入伍从军；另外二人作为国民兵，各领一份“份地”在家种地，所打的粮食要供给常备兵的家属。

阎锡山在晋中地区抓了七万余人为其充当炮灰，加上横征暴敛，致使土地荒芜，民不聊生。当时流传许多与此有关的歌谣，“兵农合一聚宝盆，村里跑得没了人”，“编组抓丁真真好，地里长的全是草”，“编村村长兵贩子，害得媳妇没汉子”。阎锡山推行的“兵农合一”政策，最终导致山西的农村经济衰败，许多农民弃田离家，有的跑到解放区。

战场上传来的消息越来越糟，阎锡山开始乱了阵脚。他继续强化特务统治，除了由“政卫组”负责军队内部的“肃伪”外，阎锡山还把“民族革命同志会流动工作队”改组为“太原特种警宪指挥处”，并在各县成立“特警队”，专门在社会上进行“肃伪”。在这两个特务组织的“肃伪”下，数以百计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惨死在他们的屠刀之下。

阎锡山在梁化之策动下展开了“三自传训”（自清、自卫、自治）、“返干团”等白色恐怖，杀人无数，推着他进一步失掉民心，推着他的王朝走向坟墓。

在太原被解放军围困之际，阎锡山准备了数百瓶氰化钾，表示要与“同志会”、“基干”（主要为县团级以上骨干）余人在太原城破时共同“成仁”。同时，他又用公营事业的流动资金抢购金银，然后运往上海。

年初，北平和平解放。阎锡山看到统治山西的末日将临，于是在李宗仁的邀请下飞往南京。解放军攻克太原之后，阎锡山的五妹阎慧卿、山西省政府代主席梁化之及特种警宪指挥处40余人服毒自杀。自此，统治山西达38年之久的阎锡山政权灰飞烟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