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宋初统一战争后，为了防止唐末五代以来武将跋扈、藩镇割据的情况再度出现，采取“事为之防，曲为之制”的政策，一方面将地方的财政、军事、行政权力尽数收归中央，另一方面又分散事权。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之下，有宋一代兵器事务与其它事务一样，分散于中央和地方各个机构的管辖之下。

相同的事务归属于不同的部门，这种事权不一的政策有利也有弊，在加强中央集权、维护国家统一的同时，也导致了在兵器生产和管理上机构重叠、责任不明确。军器监成立后，在行使职责时不可避免地，会与其它机构发生冲突。

军器监和兵器作坊权责缺乏协调

宋代在中央和地方设置了不少兵器作坊，这些作坊按照服务的对象，可以划分为两大类，即内廷作坊和外廷作坊，外廷作坊的主要任务是为在京驻军和地方各路军队生产兵器。内廷作坊包括御前生活所、鞍子所、斩马刀局、御前军器所、器甲所等，一般由皇帝亲近的宦官提领，主要负责内廷所需兵器的修造，所造部分兵器也用于赏赐有功臣僚。

在隶属关系上，内廷作坊直属皇帝，不受外廷机构管辖，在兵器生产和工匠分配方面，内廷作坊和外廷作坊之间矛盾由来已久，内廷作坊里往往集中了全国各地的精湛工匠，这些工匠多是由外廷作坊的工匠中抽调而来，由此给外廷作坊的正常生产造成了很大的不便，军器监设立后，内廷、外廷作坊之间倾轧依旧。

神宗时于诸作坊之外又设立专一制造军器所，直到哲宗即位后才令其隶属军器监。“诏提举汴河堤岸司隶都水监，专一制造军器所隶军器监”。元祐八年，高太后病逝，哲宗皇帝亲政，改年号绍圣，恢复了神宗时期的部分政策，其中包括军事改革措施。这一时期设置诸局，崇宁年间设置都大提举内外制造军器所，“时，有诏造五十将器械，从工部请，令内外共造，由是都大提举内外制造军器所之名立焉”。

另外还设立了御前军器所，大观二年八月“提举御前军器所奏，乞如崇宁五年指挥，下诸路买牛角四十万只、筋十万斤，从之”。此一军器所与都大提举内外制造军器所是否为同一机构，无从查证。宋廷不断地增置兵器生产机构，机构的重叠，事权的不一，职责的模糊使得军器监与其它机构，在监管兵器事务上经常出现不可调和的矛盾。

南宋初年，高宗精简机构，军器监下辖的东西作坊并入御前军器所，地方都作院也归军器所统辖，军器监并入工部，但不久又复设，而御前军器所虽然名义由工部和军器监管辖，实际上却由宦官提领，其隶属关系几经变更，绍兴五年三月，取消了御前军器所的提举官，并将其隶入工部，然而之后一段时间御前军器所又“复以中人典领，其调度程品，工部军器监有不得与闻者”，实际上又变为了一个独立的机构。

绍兴三十年，“黄通老为侍郎，上言非祖宗建官正名之意，请得隶属稽考之，诏依条检察”，仍以工部人吏典领，孝宗即位后，决定恢复之前内侍提领的旧制，“诏军器所置提点官，位在提辖、干办官之上，于入内都知，押班内差”，但是事隔不久，御史张真父力论其事不可，于是只得又下诏“御前军器所依旧隶属工部，近降指挥更不施行”，乾道四年，朝廷又下诏，“御前军器所可拨属步军司，令主管步军司公事提点”，但是又因为侍卫步军司事务繁忙，检点御前军器所引起步军司职事相妨而作罢，只得依照旧例隶属工部，后又改隶步军司。

理宗景定三年时，御前军器所又改属殿前司。此外绍兴年间又一度设置军器局，但不久即罢废，御前军器所，军器监，驾部等机构之间是叠床架屋的关系，各个机构不无重复而已。缺乏统一的协调机制，各个机构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在实际运作时各执己见，相互掣肘，严重影响了兵器生产效率。

军器监和工部及户部的权力纷争

关于六部和各寺监之间的关系，朝臣多认为寺监和六部是重复的设置，因为元丰改制之前，包括军器监在内的各监已恢复职能，而六部多是闲置机构，无所执掌，因而各监与六部没有多少联系，元丰改制后，六部恢复执掌，与寺监的矛盾就体现出来。改制之初，三省曾请求将诸寺监分隶六曹，并申明行下，但是没有得到神宗的同意，神宗认为应该根据政务的具体情况，令各寺监接受六部对应部门的指挥。

神宗说：“不可，一寺一监故分属诸曹，岂可专有所隶？宜曰：九寺、三监于六曹随事统属。著为令”。

元丰八年，神宗病逝，高太后听政，由年仅十岁的哲宗继位，旧法党上台，熙丰时期的新法绝大多数被废除，军事上的各类改革措施也难以幸免，元祐元年又下诏令太仆少卿高遵惠会同工部官员、军器监内外作坊以及及诸州都作院监官，大幅削减兵器制造数量，之后对各个作坊也几乎不再检查监督，“并权住勿造，于是数年之间，督责少弛，不复以戎器为事矣”。伴随着新旧党争的进行与权力争夺的展开，军器监发生了诸多改变，作为诸监之一虽然没有被罢废，但是其职权和规模被严格限制。

对于寺监和六部并置的状况，刘挚在元祐元年上书认为：“盖自省曹寺监并置以来，离析事务，互相推移，各不任责，故文书壅滞，人被其患，今不有所损益而徒欲幕古，是所谓虚名受实弊者也”。

他认为六部和寺监的这种重复设置使得事务离析，手续繁复，文书拥滞，而且相互之间扯皮，推卸责任。刘安世认为六曹寺监的结构，使得事务传递手续过多，且寺监六曹对同一事务的处理意见不一，更让事情难以处置。苏辙认为，六部和寺监的并设，造成事体繁复，应当削减寺监的官员。

他的意见突出了军器监，在管理都作院上与户部的矛盾，军器监管理都作院之前，转运使司统管地方财政，统筹地方资源进行各项建设，军器监成立后兵器事务，都归军器监管理，在行驶职能的过程中，军器监只注重政绩成效，却忽略了财政上的负担，军器监发布命令，令地方修造兵器所造成的财政缺口，是军器监和户部矛盾的关键，因此他认为军器监、都作院是户部之害。

苏辙提出将作监，都水监，军器监都应隶属户部，由户部决定其事之可否，费之多少，而工部决定其功之苦良和程作的迟速，如此方能使得工部无法辞其谴，而户部也无从逃避责任，天下利出于一。其核心内容是在中央把将作、都水、军器三监交由工部、户部共同监督，由户部审定各项工程的预算，工部决定可行性，地方上原属三监的事务由转运使司负责。

宋初强干弱枝，对地方财政严格控制，哲宗朝后国库日益空虚，地方转运使司所支配的钱财有限，加上都作院制造兵器的消耗，财政捉襟见肘，因而户部和管理都作院的军器监的矛盾不免激化，于是将财政消耗的原因归罪于军器监。苏辙的建议被朝廷采纳，军器监开始同时受到工部和户部的监管，以后军器监遇有修造之事必须申请户部，同意后方可进行，军器监主导兵器修造的地位逐渐被架空。

对于军器监和各个机构，在监管兵器事务上的矛盾，宋人记载中有明确的体现。靖康年间，金兵南下，势如破竹。

时“有炮五百余座在郊外，不收入城，兵部则曰属朝廷系枢密院合收，枢密院则曰自有所属耳，军器监，提举官，内侍也方以罪去。京城所则曰，京城所掌守御也，未守御，何预于我哉。或谓驾部当理会，驾部则曰库部何不收，终不能搬入城，既金人至城下，尽为攻城之用”。

金人兵临汴京城下时，宋廷的各个机构依旧是相互掣肘，其事权不一，责任不明的弊端暴露无遗。

宋代重文抑武和政治变化对军器监的影响

（一）传统儒家思想和重文轻武方针对军器监的影响

北宋立国，一扫唐末五代时期武臣骄横的风气，重文抑武，采用右文方针。文臣是靠科举进入仕途的，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儒学的发展和官僚政治的完善相辅相成，有宋一代，由于国家政策对文臣的明显倾斜，文官的地位达到了历史高峰。在这样的方针之下，儒家思想对国家各项政策的制定和实践产生了很大影响。

传统儒家思想认为“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对于军事国防是十分重视的，也会留意军器修造事务。宋代，儒家士大夫官僚对于军事国防也是十分在意的，《武经总要》的编纂者曾公亮就是仁宗年间的进士，是真正的儒家士大夫，而熙宁变法的主导者，提倡强兵的王安石更是当世大儒，可以认为，儒家思想对军事国防和兵器修造，起到过有正面的作用，儒家官僚士大夫对于军事技术的进步也是有所作为的。

但是这并不能说明把兵器事务放到十分重要的位置，儒家思想的核心理念是通过科举考试，成为官员，为国家贡献自己的力量。宋代重视儒学和文化发展，文官待遇优厚，而科举考试所必须的知识是儒家经学，在这样的理念之下，士大夫即使是重视兵器事务，也仅仅是重政务而轻技艺。

儒家思想一方面对技术从根本上重视不足，另一方面从潜意识里又拒绝变革。作为儒家礼法的核心，祖宗崇拜的原则和实践，对于中国古代的政治、法律、社会等诸多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宋朝，这种原则即所谓的祖宗之法，而严守祖宗之法在实践中的表现之一就是“期于慎守”，对于改革采取一种保守的态度。

是否遵循祖宗旧法，对于有宋一代的政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面对变革，守旧派会搬出祖宗之法的论调，表示反对变革。熙宁变法时期，宋廷重视并大力发展军事技术，建立了以军器监为核心的兵器生产管理模式，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兵器生产状况，军器监在兵器研制和改良方面，也取得了一些成果，哲宗即位后，守旧派当政，新法各项措施绝大多数被废除，军器监虽然未被罢废，但也被严格限制。

宋代统治者对于军事政策是矛盾的，即认识到军队重要性的同时，又担心其威胁自身统治而对其加以限制，通过提高文臣地位来抑制武将，形成全社会重文之风，这样的矛盾政策，必然影响军事技术政策的制定和发展。

北宋建国初年统一战争之际和熙宁变法时期，朝廷比较重视军事技术，史书中对于这两个时期，新兵器的研发和民间进献兵器的记载屡见不鲜，但是由于重文政策的影响，知识分子对科举入仕趋之若鹜，将注意力都集中在科举考试上，对于军事技术，纵然不轻视，也不会重视，即使涌现出各类的新兵器，多数也未能投入大规模生产，在实战中的价值也不高。

宋代兵器生产和管理机构多由文官负责，文官仅是重政务轻技艺，发展技术不是其所长。纵然有如曾公亮、沈括等能够对军事技术发展有所贡献，也只是凤毛麟角。

重文轻武理念之下，消极防御的战略意图也影响了军事技术，即偏向防御，趋于保守。北宋时期火药兵器虽然出现，但在实战中运用并不普遍，由于整体趋于防御的战略意图，宋代的防御型兵器获得了发展，典型的是以弓弩为代表的射远类兵器，如床子弩，神臂弓等。

由于重文轻武理念的影响，造成统治阶层对军事技术不能给予足够重视，总体上保守防御的战略意图使得兵器技术的开发偏向防守，这使得宋代军事技术虽然有较大发展，但兵器生产状况却不尽人意。

儒家思想和重文轻武理念，对于宋代军事，正面和负面均产生了影响，总体上讲，弊大于利。

（二）宋代政治变化对军器监影响

军器监成立之初，正值以“富国强兵”为目标的熙宁变法开展之时。除了保甲法，将兵法，保马法等军事政策以外，统治阶级对军事技术政策也十分重视，军器监成立后即由变法派重要人物吕惠卿任负责人，可见当时宋廷对军事技术的重视，熙宁变法期间建立了，以军器监为核心的兵器生产管理模式。

在国家政策的鼓励下，民众进献武器的热情比较高，由于统治阶级对军事技术的重视，在兵器生产过程中严格监管，兵器质量与之前相比有了很大提高，对宋朝的军事行动也做出了贡献。

哲宗即位后，太皇太后高氏听政，守旧派当政，数年之间将新法废除殆尽，兵器生产的措施自然也不能幸免。元祐元年又下诏令太仆少卿高遵惠会同工部官员、军器监内外作坊以及及诸州都作院监官，大幅削减兵器制造数量，之后对各个作坊也几乎不再检查监督，“并权住勿造，于是数年之间，督责少弛，不复以戎器为事矣”。兵器生产几乎处于停滞状态，军器监虽然没有被罢废，但是其职权被严格限制。

哲宗亲政后，开始恢复神宗时的政策，徽宗即位后，更将之达到巅峰。绍圣三年，有司言：“州郡兵备，全为虚文，恐缓急不足备御，请稍推行熙宁之诏，从之”。元符二年，“臣僚奏起造神臂弓，于是军器监所造岁益千余弓”，但是各级官吏为尽速升迁一味奉承，只求速成上级任务而不顾及实际效果。

朝廷上下腐败官员失职，不仅无法实现提高兵器质量的目标，反而给百姓带来沉重负担，史载“督军器率用御笔处分，工造不已而校数常阙，缮修无虚岁而每称弊坏，大抵中外相应，一以虚文，上下相蒙，而驯致靖康之祸矣”。

这一时期军事科技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成为文官官僚体系斗争的工具。熙宁年间，宋廷出于对军事技术的重视，设置军器监，大规模制造兵器，鼓励兵器改良。哲宗即位后，守旧派当政，新法被废除殆尽，哲宗亲政后，又重新启用变法派，推行神宗时期的新法。

但是这一时期新旧党争成为主要政事，政策实施最忌来回反复，此时国家政策在二十多年间改变了三次，政策精神根本无法有效贯彻。南宋政权无论从帝位世系、统治集团的主要成员和矛盾来看，与北宋并无多少变化，故政策、制度大同小异，北宋后期的党争，也同样延续到了南宋。

高宗即位后下诏“住散青苗钱”，“诏史官辨宣仁圣烈皇后诬谤”，数年后，又在总结北宋灭亡时说：“安石之学，杂以伯道，取商鞅富国强兵天下之乱，生于安石。”

由此表明，南宋初的政治形势发生了变化，保守派在朝廷内占了优势，他们对王安石变法运动进行攻击。南宋政权建立之初，又面临着与金国的战争压力，朝廷精简机构，建炎三年省并寺监，军器监并入工部，之后虽然又有废复，但所掌事务稀少，京师临安军器制造主要由御前军器所负责，军器监仅是配合工部，对军器所的修造进行监督，南宋中期以后成为闲置机构。

总结

第一，军器监成立后，宋代的兵器生产结束了官无专职的局面，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军器监除了研发兵器，提高兵器生产质量之外，也对宋代的兵器制造和管理模式进行了改革，为以后的兵器修造和管理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兵器质量的改善对军事行动产生了积极影响，保证了朝廷军事战略的顺利进行，神宗时期取得的一些军事成就，离不开军器监的贡献。

第二，军器监同其它机构间矛盾影响了行政效率。军器监是在神宗变法革新，兵器事务弊端丛生的情况下设置的，成立之后即受到朝野政治局势的左右，难以有效发挥作用，军器监同各个机构之间的矛盾，随着朝野形势的改变不断被激发出来，宋代兵器政务权力的一再划分和转移，正是宋代政治的缩影。虽然宋政府依据形势变化，对兵器政务的各个机构不断进行整合，却难以触及问题的根本。

第三，宋代重文轻武的理念，对军器监发展产生较大影响，总体上讲，弊大于利，军器监也受到宋代政治变化的影响。熙宁变法时期朝廷重视兵器生产，军器监发挥了一定作用，对兵器生产的改良做出了贡献，哲宗即位后军器监职权被严格限制，南宋中期以后成为清闲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