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辙在《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写道：

“（王）安石不悦，命（苏轼）权开封府推官，将困之以事。”

相信所有读者读到苏辙这段话，都会有一个最直观的理解，王安石安排苏轼担任“开封府推官”，这是在刻意打压苏轼。

但是，同一件事，在苏轼自己笔下，却是另一番景象。

“议者以为有宰相器，召还为开封府推官。”

这段话出自苏轼撰写的《富郑公弼显忠尚德之碑》，富郑公，即富弼，范仲淹门生，晏殊女婿，北宋名臣，仁宗朝宰相，苏轼显然将富弼担任“开封府推官”视为朝廷的有意栽培。

因为富弼有“宰相器”，所以，才特意将富弼从地方召回京城，担任“开封府推官”。

这样一来，就至少存在两个疑问：

其一，“开封府推官”是个什么样的官？

其二，以苏轼的“资序”，也就是资格，担任“开封府推官”是否属于降级任用吗？

对于第二个问题，仅举一例：

太宗至道元年八月，兵部郎中乔维岳兼左谕德，水部郎中杨砺兼右谕德，司封员外郎、直昭文馆夏侯峤兼中舍，并为开封府推官。

简单来说，宋太宗任命以上三人，并为“开封府推官”，而这三人的本官分别为兵部郎中、水部郎中、司封员外郎，也就是北宋颇为人所重的“郎官”。

同样据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苏轼寄禄官止于“朝奉郎”，按照文散官阶，仅为“正六品上”，担任“开封府推官”时，仅为殿中丞，按照当时的迁转顺序，殿中丞—左/右司谏（需特旨才可以）—起居郎/起居舍人—兵部员外郎（《宋史·职官九》），而兵部郎中更在员外郎之上。

换句话说，以苏轼当时的本官（殿中丞），至少还要再爬升四阶，才能和以上三人平级，举个不恰当的例子，一个乡科级正职干部，直接被安排了厅局级副职，这才是苏轼正式工作的第八个年头，你还觉得苏轼亏吗？这得是多大的便宜啊？

也许，在苏辙看来，“开封府推官”相当于州府判官，再高也属于副职。

那么，“开封府推官”究竟是什么官呢？“开封府推官”仅次于“开封府判官”，元丰改制后为从六品，而“开封府判官”号称“京府首僚”，因此，“开封府推官”可以视为京城第三把手，绝对炙手可热。

不妨，再举一例，元祐三年九月

己酉，龙图阁直学士、刑部侍郎吕公孺权知开封府，朝奉郎、监察御史杨康国权发遣开封府推官。（刘安世十月疏云：康国以执政瓜葛之戚，移府推。）

杨国宝是谁？是吕公著和吕公孺兄弟的外甥，这一时期，吕公著是宰相，吕公孺权知开封府，而且，杨国宝此时已是朝奉郎，而朝奉郎是苏轼一生寄禄官的最高级别，而且，苏轼还要熬很多年，才能到达这个级别，但杨国宝已经和苏轼最高级时同级别，而且是宰相和首都市长的外甥，被授予“开封府推官”，还被刘安世攻击，说杨国宝是因为宰相的外甥才捞到这个位置的。

您还觉得苏轼亏吗？还认为是王安石打压苏轼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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