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漫历史长河，腐败如影随形。

腐败主要体现三个方面：一是权力腐败，二是生活腐败，三是社会风气腐败。三方面逐层扩散。

反腐败，如同人体免疫系统，对抗病毒，守护生命。

古往今来，腐败与权力相伴而生，概莫能外。从某种角度说，历朝历代衰亡史，其实就是腐败史。因此，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古代反腐，从反腐立法，到反腐制度建设，澄清吏治，惩恶扬善，一路走来。

古代监察制度

《周礼》记载，大宰之职，掌建邦之六典。“六典”为，治典、教典、礼典、政典、刑典、事典。“宰”亦行监察职能。春秋中期到战国，萌生了御史制度与谏官制度两大权力监督体系。

秦朝初步建立了一套从中央到地方的监察体制，上至丞相、下至郡守县令，各级官吏都置于监察体系。

汉承秦制，其最大的变化是监察从行政系统中独立出来，组建专门的中央监察机构御史台，构建起较为完整的多维监察网络，并施行地方分级监察体制，强化了对权力的制约。隋唐时期，在此基础上，还建立地方巡察制度。

宋代，监察权进一步独立出来，形成了御史、谏官和封驳系统三位一体的监察体制。监察官地位得到空前提升，可直面陈呈帝王之过。包拯“反复数百言，音吐激愤，唾溅帝面”，就是对君主错误行为进行谏诤与匡正的典型事例。

古代监察立法

从古至今的腐败，都是权力运行失控、失衡所致。纵横交错的监察网，有利于权力制衡、抑制腐败，但还需建立监察法制之盾。

反腐败，具有相当的政治主观性，亟需法治精神来平衡。因此，中国古代监察法制建设，凸显用法律武器约束权力行使的法治理念。

汉代刺史以“六条”问事，是封建监察法治的开端。隋唐时期，出现首部专门的监察法规《监察六法》。唐代监察立法在保障监察职能发挥的同时，规定独立行使的监察权本身也受到监察，有力地防范和惩治了官员腐败。

宋代在监察立法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把“上下相维”“内外相制”当作创制立法的根本原则，从而建立起台谏官员互相监督的体制。宋代颁布《监司互监法》，最大的亮点是，把监察官自身也纳入严密的监察之中。

明清时期，是封建监察立法走向严密完备的时期。明代颁布了宪例甚备的监察法典《宪纲事类》。清代监察法典《钦定台规》，是我国封建社会最完整、最系统的一部监察法典，涉及监察机制的方方面面。

据载，乾隆年间甘肃的“折监冒赈”案，几乎使整个甘肃省官场全部坍塌，前后有五名督抚高官被依法严惩，受处罚官员多达二百余人，有力地打击了贪腐集团，巩固了统治秩序。

反腐之路任重道远

中国古代反腐败做出各种尝试，比如，完备的监察制度架构、严密的监察体系、广泛的监察法规等，但腐败问题依然层出不穷，这说明古代尚未找到遏制和铲除腐败的治本之路。

有人指出，中国历代王朝，反腐败反不下去，根本原因是不想反。历代帝王，对贪腐现象，大多是睁只眼闭只眼，官员不要太过分即可。据说清朝雍正时期，开始搞高薪养廉，但是社会风气已经坏了，人家拿的灰色收入比你的薪水高太多，反腐不了了之。

对贪腐官员的仁慈，即是对广大百姓的作恶。因此，在腐败横行的时期，人们总是念念不忘包拯、海瑞等历史人物，这源自中国文化的“圣人崇拜”情结。

文化的本源，皆来自于其信仰，因为人性的堕落，会导致社会的无序，精神需要寄托，需要承载。而这些历史人物，是公平正义、高尚道德的化身，是清正廉洁的象征，给人以信心和力量，对包拯等人的崇拜，便是这种圣人崇拜的产物。

“光明”所到，“黑暗”自消。包拯，以“青天”之不朽形象，名垂史册，光耀千古。他的愿望，是要清心治本，直道为谋，清除腐败，拯救万民。然而，“腐败滋生、道德堕落的根源既在制度，即便是一万个包拯也无济于事。”

①卜宪群：《中国历史上的腐败与反腐败》，厦门：鹭江出版社，年。

②王春瑜：《中国反贪史》，北京：人民出版社，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