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年，大明帝国万历43年夏的一天。时值黄昏时分，白日的酷暑稍稍退去，33岁的明帝国皇太子朱常洛正在自己的寝宫——慈庆宫休息。忽然宫门口传来一阵喧哗，一名身体健壮的男子手持一根木根，将看守宫门的一个老宦官打倒在地，冲入慈庆宫。此时宫中只有七、八个侍卫和宦官，慌乱之中，竟然没有阻挡住持棍男子。直到持棍男子冲到慈庆宫殿檐下，眼看就要闯进皇太子寝室，侍卫们才将持棍男子扑倒，将其控制。堂堂帝国的皇宫之内，居然发生皇太子差点被袭击的严重安保事件，幸亏刺客的行刺武器只是一根枣木棍，仅造成了一名宦官轻伤，如果是手持刀剑之类的锐器，大概率会闹出人命，皇太子朱常洛都有可能会出现危险。53岁的万历帝朱翊钧得到禀报后，立即下令内阁首辅方从哲、次辅吴道南严查真相，主审案件的官员是都察院巡城御史（官职，负责皇城治安和办案）刘廷元。经过几个时辰的连夜审讯，持棍男子供述自己名叫张差，蓟州（今天津市蓟州区）人氏，然后就开始胡言乱语，不知所云。天亮之后，主审官刘廷元认为刺客张差精神不正常，是个疯子，于是按照司法程序将刺客张差移送刑部（明帝国最高司法机关）。刑部郎中（官职，分管司法的正五品的高级官员）胡士相接手案件后，加大了审理力度，疯疯癫癫的张差终于断断续续招供：他因为与邻里发生矛盾，来到京城告状。但不认识衙门位置，途中遇到两个男人，塞给他一根枣木棍，说是进去前面的院子就可以伸冤了，于是他懵懵懂懂进了皇宫，打伤了人，最终被捉。张差的供词匪夷所思，实在让人不能相信。但胡士相还是把张差的供词如实奏报给了万历帝朱翊钧。就在等待朱翊钧批复的时候，分管刑部监狱的刑部主事（正六品官职，相当于监狱长）王之寀（cǎi）在平日里接触张差时，觉得张差不像个疯子，于是在监狱中私自提审张差。在王之寀恩威并施之下，张差供出了一个惊人内幕：他之所以顺利进入皇宫大内，是因为有人给他提供便利。据张差交待：他在蓟州乡下时，遇到一个太监，表示让张差帮忙办一件事，事成之后给予30亩地作为酬劳。张差随即和太监来到北京城，又见到了另一个老太监，将他带入皇宫，并领到慈庆宫外。老太监递给张差那根枣木棍，授意说：这里住着穿黄袍的奸人，进去后只管往死里打，万一你被捉住，自有人救。王之寀得到张差的口供，立即上报万历帝朱翊钧，却引得朱翊钧十分不快。因为王之寀只是监狱管理官员，并没有权限提审张差，这完全属于越权行为，王之寀犯下了官场大忌。可是事已至此，朱翊钧只得指派刑部员外郎（官职，分管司法的从五品官员）陆梦龙参与审理案件。在陆梦龙、胡士相、王之寀等七个官员的共同审讯之下，张差终于供出了案件的完整过程：张差的亲戚曾为皇宫提供过建筑材料，因此结识了皇贵妃郑氏手下的太监庞保和刘成。在亲戚的牵线下，张差听命于庞保和刘成，随即干出了闯慈庆宫的惊天大案。至于张差被捉后的疯癫状，那是为了混肴视听伪装的。刑部官员们立即将张差的亲戚抓捕，获得的辅助口供基本印证了张差的供词。消息传出，明帝国朝野一片大哗。庞保、刘成只是两个低贱的太监，哪里有胆量对皇太子朱常洛下手？其幕后主使一目了然，那就是这两个太监的主子郑贵妃。郑贵妃一心想让自己的儿子福王朱常洵当上皇太子，由此掀起了长达十余年的“争国本”事件（参看《史海寻真?妖书案真相：党同伐异》），最终郑贵妃惨败，万历帝朱翊钧迫于内外压力，选择了朱常洛为继承人。但是郑贵妃没有死心，始终觊觎着皇太子的位置，因此她完全有动机干出刺杀皇太子朱常洛的事情来。面对铺天盖地的舆论，郑贵妃在丈夫朱翊钧面前哭天喊地，大呼冤枉。朱翊钧只得招来皇太子朱常洛商量。朱常洛乖巧而大度地表示：这件事只是张差一人所为，没必要株连深挖。万历帝朱翊钧大为高兴，由此定下了刺杀案的处理基调。随后，明帝国刑部下达案件审理结果：张差患有疯癫症，意图刺杀皇太子，立即处死。其涉事亲属一律发配戍边。张差被处死之后，牵涉案件中的庞保和刘成两个太监更加坚决否认自己有罪，万历帝朱翊钧为了消除舆论压力，随即将二人秘密处死。号称明末三大疑案之首的“梃（tǐng）击案”就这样草草结案，个中疑点引发了后世史学家的无数猜度。顺便一提，所谓“梃”就是硬木做成的棍子，本来特指刑具，因为伤害性太大，后来被伤害性相对较小的杖和板子所取代。之所以张差的刺杀案最终定名为“梃击案”，也有强调行凶武器危害性大，性质严重之意。“梃击案”结案后，明帝国朝野依然有种种质疑声音。为了彻底消除舆情，久未临朝的万历帝朱翊钧接见了以方从哲、吴道南两个内阁辅政大臣为首的群臣。他坐在皇帝御座上，拉着旁边侍立的皇太子朱常洛的手说：太子孝顺，我怎会让人取代？如今三个皇孙（指朱常洛的儿子们）也已长大，那些不实的闲话该停止了。皇太子朱常洛也当众表态：皇家本来父慈子孝，那些谣言是将我置于不孝之地啊。万历帝朱翊钧随即说：太子都这样说了，大家还有什么意见？群臣纷纷跪倒磕头，不敢说一句话。按理说这时应该轮到首辅方从哲代表群臣表态一番，事情就结束了。可是万历帝朱翊钧已经16年没有上朝议政，首辅方从哲甚至从来没有被朱翊钧招见过，心情波动之下，方从哲竟然说不出话来。可就是有敢于直言的，河南道监察御史（正七品官职，负责河南省一带的官员监察）刘光复越级上奏，表示了对“梃击案”的处理结果有疑义，并不断重复“皇帝慈爱”这样的话。万历帝朱翊钧认为刘光复是在讽刺他，大怒之下令其住嘴，但刘光复依然大声呼喊。朱翊钧大喝一声：拿下！随即侍卫将刘光复扑倒下狱。跪在一旁的66岁的次辅大臣吴道南被皇帝的怒火所惊吓，霎时小便失禁，瘫倒在地，由此惹为长久笑谈。朱翊钧的一声“拿下”，同时成为戏剧般的“梃击案”的最终谢幕。“梃击案”之所以被称为疑案，是因为幕后真凶究竟是谁没有定论。综合分析，无外乎两种可能：一是郑贵妃指使行凶；二是朱常洛自编自导的“苦肉计”。从大量的史实资料来看，郑贵妃是“梃击案”幕后主使的概率几乎是%。而朱常洛“苦肉计”的说法，阴谋论成分太大，是没有依据的猜测。之所以有朱常洛“苦肉计”的说法，是根据“梃击案”中的两大疑点推导出的：一是郑贵妃如有刺杀朱常洛的想法，为什么不在朱常洛19岁成为皇太子之前实行？非要等到朱常洛33岁，且地位相对稳固了才下手？二是本着“受益越大嫌疑越大”的原则，“梃击案”的最大受益者朱常洛绝对有动机自编自导“苦肉计”。其实仔细分析之下，这两条疑点都有合理的解释。在帝国时代，皇宫嫔妃有一条几乎等同“谋逆”的大罪，那就是“专宠”。皇位的传承是帝国时代的头等大事，皇帝必须尽可能多的将自己的基因传下去，这是他应尽的义务。因此，历朝历代的贤良皇后嫔妃都有一个“好品德”，那就是将皇帝丈夫往别的女人身边推，以便生育更多的皇室后代。唐太宗李世民的皇后长孙氏、明太祖朱元璋的皇后马氏等等，之所以有贤名，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她们能够在皇宫内合理分配皇帝的生育资源。而郑贵妃在这一点上，恰恰犯了皇家大忌。郑贵妃在“争国本”事件中之所以败北，除了郑贵妃的儿子朱常洵不是长子的关键因素外，郑贵妃本人“狐媚惑主”、“工谗见嫉”的糟糕名声也是重要原因。尽管朱翊钧吸毒、怠政、贪财、昏聩……但是不可否认，朱翊钧的感情比较专一。朱翊钧对郑贵妃的感情几乎到了依恋的程度，如果抛开皇帝有传宗接代的硬指标，朱翊钧可说是一个“情种”。在他看来，郑贵妃以外的女人就是生育机器，只有郑贵妃才是他情感的依赖。这就是为什么朱翊钧敢于犯众怒，在“争国本”事件中坚决站队郑贵妃的原因。按理说，郑贵妃背后有皇帝丈夫支持，在朱常洛幼年时候搞掉他，简直易如反掌。可是万历帝朱翊钧除了是一个专情丈夫外，他还是一个孝子。历史记载，朱翊钧对他的母亲李氏千依百顺，从不稍有忤逆。而这个皇太后李氏却是朱常洛最大的“保护伞”。万历帝朱翊钧和皇太子朱常洛的父子关系非常不好，朱翊钧对这个意外得来的儿子始终不喜欢，可是皇太后李氏对孙子朱常洛却极尽爱护之能事。为了不触怒母亲，朱翊钧只能把保证朱常洛的人身安全当成底限，可以不给朱常洛父爱，可以不给朱常洛应有的物质生活，但是就是不能夺了朱常洛的性命，否则朱翊钧将失去母子之情，这对至孝的朱翊钧来说，绝对是不能接受的。事实上，朱常洛能够被立为皇太子，就是缘于李氏和朱翊钧母子的一次谈话。万历帝朱翊钧给母亲李氏请安时，李氏提及尽早立朱常洛为皇太子的话题，朱翊钧说：他（指朱常洛）的母亲本是宫人（低级宫女），身份低微，所以我下不了立他的决心。李氏当即落泪发怒说：你也是宫人之后啊，如今却贵为天子，这又如何说？朱翊钧沉默不敢顶嘴，想到自己幼年时和母亲的种种经历，感同身受之下，终于决定立朱常洛为皇太子。试想在这样一个强势祖母的护佑之下，郑贵妃就是再受到皇帝丈夫的宠爱与支持，也不敢对朱常洛造成分毫人身伤害。这就是朱常洛倍受冷遇，却保全了性命的原因。公元年初，皇太后李氏病故，皇太子朱常洛失去了“保护伞”。一年多以后就发生了针对朱常洛人身安全的“梃击案”，时机之巧合，若说案件背后没有郑贵妃的黑手，那是说不过去的。再说说朱常洛在“梃击案”中受益最大这件事。“梃击案”发生之前，朱常洛的皇太子地位已经非常稳固。就连朱翊钧和郑贵妃夫妇都认为，再搞“废长立幼”之事的成功率已经极小了。为此，万历帝朱翊钧不惜派出大量太监，充当“矿监”和“税监”，尽可能搜刮民间财富，为的就是多给郑贵妃的儿子福王朱常洵“搞钱”，能让这个儿子做一个长久的富家翁。由此明帝国皇宫中竟然上演这样搞笑的一幕：万历帝朱翊钧和郑贵妃夫妇俩在灯下眉花眼笑地清点着各地搜刮上来的金银财宝，计算着又给儿子朱常洵攒了多少财产。如果朱翊钧和郑贵妃夫妇对儿子朱常洵还有“更进一步”的政治野心，绝不会做出如此目光短浅的事情来。因此，“梃击案”之前，皇太子朱常洛已经得到了他想得到的利益，案件对郑贵妃的打击所带来的利益，对朱常洛来说，只能说是锦上添花，而不是雪中送炭。真正在“梃击案”中获得巨大政治利益的，不是朱常洛，而是“东林党”人。在文章（《史海寻真?妖书案真相：党同伐异》）中写道，明帝国万历朝的党争格局分为六派。在大的政治纷争面前却分为旗帜鲜明的两大阵营：“东林党”为一派，其余五党（浙党、齐党、昆党、宣党、楚党）以“浙党”为首组成对立派。在“争国本”这件大政治事件中，“东林党”人坚定站队朱常洛，甚至不惜一百多人受牵连贬官或罢官。而其余五党迫于形势，表面支持朱常洛，实际上为了顾全皇帝夫妇的颜面而保持中立。朱常洛被立为皇太子后，“东林党”人得到了巨大的预期政治利益，有朝一日朱常洛继位之后，东林党必将彻底击垮其余五党而把控明帝国政权，这绝对是其余五党不想看到的结果。于是如何打压“东林党”人，就成为以“浙党”为首的其余五党的首要。最终，“浙党”首领、明帝国内阁首辅方从哲与郑贵妃达成了松散的政治同盟，从各个方面竭力遏制“东林党”的崛起。这就是“梃击案”背后的党争状况。我们再看一下“梃击案”中，涉事关键人物的党派：首辅方从哲，“浙党”领袖。次辅吴道南，无党派人士，“浙党”利益圈内成员。初审刘廷元，“东林党”成员。复审胡士相，“浙党”成员。私审王之寀，“东林党”成员。终审陆梦龙，“东林党”成员。还有那位事后在朝堂之上坚持异议的刘光复，“东林党”成员。仔细分析这些涉事人物的党派，结合当时的党争状况，我们就可以大致梳理出“梃击案”的脉络。“梃击案”发端很可能非常简单，其实就是郑贵妃为了恶心一下皇太子朱常洛，指使手下人做出的“泄私愤”的不理智行为，甚至有人猜测这个案件一开始郑贵妃并不知情，而是手下的宦官为了邀功争宠，擅自干的，否则不会找张差这么一个背景单纯的人当刺客，刺杀武器也仅仅是一根木棍。但是“梃击案”发生后，却被皇太子朱常洛背后的“东林党”人大加利用，以达到攻击异己党派、争夺皇权控制的政治目的。“梃击案”发生之初，与郑贵妃有政治利益交换的“浙党”等五派成员都持“大事化小、不予深究”的态度，这从首辅方从哲和复审胡士相的行为中就可以看出，他们是在竭力维护郑贵妃，不使其卷入案件之中。而“东林党”人在案发时仓促应对，并没有理清楚案件背后的政治利弊，这就是负责初审的“东林党”成员刘廷元将刺客张差当作疯子移交的原因。但是“东林党”人很快就发现这是一个打击对立派别的好机会，因此轮到王之寀出场了。“东林党”成员王之寀不顾诉讼流程，越权私审刺客张差，一下子将“梃击案”的祸水引向了郑贵妃，再由“东林党”成员陆梦龙深挖案件真相，终于使得万历帝朱翊钧不得不出面平息，可“东林党”人依然穷追不舍，由此引发了“东林党”成员刘光复在朝堂上惹怒皇帝事件。经过这一系列的操作，“东林党”人获得了明帝国朝野上下的主流舆论支持，由此站在了道德制高点上，获得了巨大的政治利益，彻底将郑贵妃和以“浙党”为首的对立党派推到了不利境地。5年后的公元年秋，58岁的万历帝朱翊钧病死。就在他死前数月，“东林党”人叶向高重入内阁，以“浙党”为首的其余五党逐渐失势，“东林党”最终崛起。38岁的朱常洛继承明帝国的皇位，这就是泰昌帝。可仅仅一个月之后，泰昌帝朱常洛就因为吃下所谓“红丸”而暴亡，由此引发了更加离奇的“红丸案”。泰昌帝朱常洛死后，他16岁的儿子、“专业木匠”朱由校继位，这就是天启帝。在天启朝，明帝国历史上最有权势的宦官魏忠贤登场。为了争夺皇权，“东林党”的对立派别、以“浙党”为首的五党成员大多投向了魏忠贤，形成一个被“东林党”人蔑称为“阉党”的政治派别。“东林党”和“阉党”展开更加残酷的党争，逐渐挖空了明帝国的根基，又经过崇祯一朝，立国年的明帝国轰然倒塌……顺便一提，那个念念不忘想让儿子继承皇位的郑贵妃，则直到公元年才病死在皇宫，而此时已是明帝国最后一任皇帝崇祯帝朱由检在位了。我们不知道郑贵妃在丈夫死后的10年是如何度过的，可能是天天哀叹自己运气太差罢。据野史传说，郑贵妃的儿子福王朱常洵在明帝国末期的李自成农民起义中被俘虏，农民军恨透了这个重达余斤的大胖子亲王，随即将其与一只鹿同煮进一口大锅里，号称“福禄汤”，被起义军分食。如此残酷的记载从来没有在正史中出现过，无法辨别真伪。朱常洵的儿子朱由崧在战乱中逃到南京，被立为皇帝，这就是所谓“南明帝国”的第一任皇帝弘光帝。郑贵妃随即被他亲孙子尊为太皇太后，总算在死后14年实现了自己的执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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