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互相尊重的前提下求同存异，互相借鉴，以善促善，创建多样化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文明交往的希望所在。

作者：王振耀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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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有机构依据一个时期是否帮助陌生人来评价世界各国慈善先进与否；在中国“百善孝为先”，针对大灾大难的捐赠属世界一流。东西方之间关于善的理念存在截然不同的诸多方面。

首先，中西至善观确实存在不同。中国的至善观，就是《大学》所载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一至善观强调家国情怀与修身为本，是做君子的伦理；强调公共性，是个体融入天下的使命。

而源于古希腊的西方至善理念更强调善的理念性。柏拉图在《国家篇》中认为善有三类，一是欢乐，二是健康与理智，三是体育锻炼、医生与挣钱的技术等。其中，正义属于最好的善，“就是做自己分内的事和拥有属于自己的东西”。柏拉图认为，善是知识和真理的源泉；尽管真理和知识都是美好的，但善的“型”比它们更美好；因为把真理赋予知识对象的这个实在，使认知者拥有认识能力的这个实在，就是善的“型”。对人类个体生活即人欲的充分肯定和高于真理与知识的“型”即实在的追求，是西方至善观的重要特征。

浙江省东阳市举办“三代同堂登高敬长”活动。孝是中华传统文化提倡的行为，在中国“百善孝为先”。中新社发胡扬辉摄

第二，在基本公共伦理尤其是财产观方面，天下为公是中国的基石性共同价值观之一，而西方强调私有制神圣与不可侵犯，即天下为私。这两个根本性的对立，决定了行为方式、政治体制、经济和文化制度的差异。这是由经济的所有制结构决定的。

中华文明中与天下为公紧密关联的财产观强调，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国不以利为利而以义为利。在这种理念的影响下，中国社会形成了“善财”观，甚至产生了善财童子的神仙形象。这样的商业伦理与西方相当不同。

第三，立足于公共之善，中国社会视公共权力为必要的善，西方则视权力为必要的恶。“大禹治水”反映的就是中华民族对公共权力的基本定位，在大灾大难前要求政府首先积极发挥作用。而在西方的典型故事中，遇到大洪水，看不到政府的影子，更多是看人们的信仰如何以及神所赐予的方舟。这一善一恶的对立，左右了中西世界关于公共之善的理念尤其是政府的治理方式。

由甘肃省陇剧院新创排的大型原创古装陇剧《大禹治水》在兰州上演。中新社记者杨艳敏摄

第四，在哲学观方面，以《周易》为重要经典的华夏文明强调天人合一的太极阴阳观，认为阴阳互体，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而西方强调正义与邪恶二元对立观。中国文化强调天道、地道、人道的积极互动，认为“法象莫大乎天地，变通莫大乎四时，县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之利，莫大乎圣人”；而西方文化更强调神与人的互动。

第五，在认识论方面，中华文明依据对自然的整体认识，强调要“与天地齐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认为事物发展有循环性、周期性和整体性，通过现象也可认识现象。同时，认为万物皆有道有名，天地之始为无，万物之母为有；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法自然。中国的思维也强调顿悟与惮修，鼓励善知识，展现人生的活泼。

而西方则强调逻辑推理，特别注重“是”，尤其是自然科学的研究。古希腊哲学的集大成者亚里士多德就建立起庞大的知识体系，奠定了欧洲知识体系的基础；他将善分为三类即身体的善、灵魂的善、外在的善，并认为每种技艺与研究、每种实践与选择都以某种善为目的，特别强调知识与善的内在联系。启蒙运动时期，欧洲接受了进步观念，实现了知识体系的系统更新并促成科学、技术与商业的结合。

第六，中国社会注重以民生为本，西方则更强调以资本为本。《尚书》提出了“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理念，古代规定政府职能的文献提出了农政、荒政的概念，注重政府保障民生的责任。西方的社会理念则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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