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蒋安杰

●人民检察制度90载

●那场重塑性检察变革

●捕诉一体与刑事监督

●小姚七年离不掉的婚

●中央文件擘画新蓝图

年，注定意义非凡。

中国共产党百年诞辰，“两个一百年”在这里交汇；“十四五”规划开始实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踏上新征程，中国正昂首阔步行进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

这一年，有太多难忘的中国声音。我们听到了“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请党放心、强国有我”；我们记住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奔流的历史长河中，我们记住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那份庄严宣告：“过去一百年，中国共产党向人民、向历史交出了一份优异的答卷。现在，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又踏上了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的赶考之路。”

这一年，检察机关有太多需要铭记的高光时刻。党绝对领导下的人民检察制度创立90周年；《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新时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意见》首次以党中央的名义正式下发；党中央首次将“少捕慎诉慎押”正式确立为我国刑事司法政策。

这一年，“能动履职”“企业合规不起诉”“如我在诉”“止于至善”“以我管促都管”“办好身边‘小案’就是守住民心”铿锵有力的检察声音，为四年前拉开序幕的那场里程碑式的重塑性变革，奏出了不同凡响的华彩乐章。

一

党的历史是最生动、最有说服力的教科书。

人民检察博物馆，坐落在香山脚下，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复制的“人民检察第一门”，见证了人民检察制度初创时的模样，记载了人民检察风雨如磐的沧桑历程。

这里陈列着多份具有史料价值的检察档案，自然也尘封着太多的检察往事。当年敏于史实抢救史料、布展博物馆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孙谦对很多文件如数家珍，说起人民检察史仍然难掩心中的那份澎湃。

“每一位检察人都有检察情结。”年吉林大学法律系毕业后在最高检工作近40个年头的孙谦如是表示。

年5月24日，在全国检察机关党史系列讲座第三场报告会上，孙谦以“人民检察的发展历程与初心使命”为题，从人民检察制度初创、形成和坎坷、发展完善、进入新时代四个阶段深入翔实地介绍了人民检察从无到有、从坎坷到辉煌的发展历程，以清晰的脉络重温了人民检察的峥嵘岁月，引发在场听众及许多后来闻听者的回忆与共鸣。

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江西瑞金成立，下设九部一局，其中就有中央工农检察人民委员部，首任部长是我党的创始人之一、党的一大代表何叔衡，这个部还有刘少奇、董必武等四名委员。除中央工农检察人民委员部以外，苏区的法院（裁判部）检察长检察员、军事检查所、政治保卫局也都在一定范围内承担着检察职能。人民检察史是一部载有红色基因传承的党的检察事业史。

人民检察制度创立以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人民检察始终与革命、建设、改革同呼吸、共命运。从年新中国成立到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不到30年的时间，检察机关就经历了“三落三起”，在初创时期可谓命运多舛。年开始，随着反右斗争扩大化、“大跃进”等一系列政治运动的开展，检察机关的工作受到很大冲击。年，公安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实行合署办公，最高人民检察院仅保留二三十人。年，在刘少奇和彭真等国家领导人的努力下，检察机关工作才在短期内恢复。

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全国各级检察院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年，康生、江青、陈伯达、谢富治等人极力主张“砸烂公、检、法”，中央通过了《关于撤销高检院、内务部、内务办三个单位，公安部、高法院留下少数人的请示报告》，检察机关被撤销。年2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干部职工下放到湖北省荆州地区沙洋劳改农场进行劳动锻炼。年宪法第二十五条规定“检察机关的职权由各级公安机关行使”，标志着彼时人民检察制度被彻底废除，人民检察制度就此中断。

史料记载，第一次“取消风”中，很多检察人员思想波动很大，彭真坚决反对“检察工作可有可无，让它名存实亡”的论调，并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表示：“检察工作还是很重要的。”

董必武也在第二届全国检察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检察机关只有国家与人民需要它的时候，它才能存在与发展。有人认为检察署可有可无，这是不对的。但我们担负检察工作的同志必须多做工作，并把工作做好，才算对那些看轻检察工作的人们作积极的回答。

年3月5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时任委员长叶剑英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作《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时谈道：“鉴于同各种违法乱纪行为作斗争的极大重要性，宪法修改草案规定设置人民检察院。”同年，检察院得以恢复重建。伴随着风云激荡的改革开放，很多人认为，这也可以称作人民检察制度恢复重建的元年。

这一年的11月7日，刊登在《人民日报》的一篇文章《政法战线也要冲破禁区》对文革期间林彪、“四人帮”强加给检察制度和检察人的罪名进行批判，可谓“一炮打响”，引起轰动，作者正是年和年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的主要执笔人王桂五。孙谦对《法治日报》记者介绍，他可以称作人民检察制度和理论的奠基人。

同年的12月16日至27日，第七次全国检察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书记胡耀邦同志到会作讲话，会议讨论提出了修改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的建议。这是检察机关恢复重建后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检察工作会议，标志着停顿十年之久的检察工作开始走上正轨。

这一年，还有件事情必须提及。12月28日，多位老同志自发去机场迎接一位刚刚结束“流放”生活的老人，他就是彭真。返京三个月后，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成立，彭真为主任。为了拨乱反正和重建法治文明，又三个月后，被称为世界立法史上奇迹的“一日七法”产生。

彭真在七部法律草案的说明中专门提到，这次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做了较大修改：确定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年7月1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对国家法律监督机关性质的明确，奠定了改革开放以来人民检察制度蓬勃发展的法律基石。

欲知大道，必先为史。党绝对领导下的90年人民检察制度建设融于百年党史，从无到有、由弱到强，走过了不平凡之路，虽历经风雨但仍坚韧前行！历史启示我们，国家法治必须加强，法律监督不能缺失，检察机关绝不是可有可无！

二

一切过往，皆为序章。过去和未来，有时是写在一起的。

记者在人民检察博物馆内见到了一块具有历史意义的牌匾“最高人民检察院反贪污贿赂总局”（据了解，这也是孙谦在组织筹建人民检察博物馆时从通州的一个旧仓库找回来的），不由让记者回想起年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采访最高人民法院原首席大法官肖扬“一蓑风雨任改革”时谈及的一段往事。

20世纪80年代初，改革开放如大潮澎湃，波浪翻滚，与此同时，难免泥沙俱下，蝴蝶和苍蝇同时破蛹，中国法制百废待兴。先后出任广东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和检察长的肖扬，在这片改革开放的试验田里大胆探索，在法制原则下对检察体制改革进行尝试。

肖扬曾对记者介绍，当时，贪污贿赂犯罪分子卷款潜逃的增多，一过罗湖桥就没办法了，而由于各级“经打办”（打击经济犯罪办公室）撤销，客观上给各级检察院很大压力。年深圳率先建立经济罪案举报中心。年5月，肖扬在随同时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刘复之出访的途中，刘复之谈了关于建立检察惩贪系统的设想，并问：“能否在广东试验一下，在检察院内部设立一个反贪污贿赂的专门机构？”

这个想法与肖扬的设想不谋而合。年8月广东成立第一个反贪污贿赂工作局，毫无疑问，这是中国反贪体制改革的一次早期尝试。

记者的采访笔记里记载：肖扬当时最初想成立的是“广东省反贪污贿赂工作局”，连牌子都做好了。因为内部有不同看法，刘复之打来电话也有明确意见，挂牌前夜做了最后修改，反贪污贿赂前增加了“人民检察院”五个字。

伴随着从立案侦查到批捕、起诉、免诉都由自侦部门“一竿子插到底”带来权力的增大，肖扬认为必须在内部有所“钳制”，率先提出“侦诉分离”（也就是侦查和批捕起诉分开）模式。据了解，当年这项内部“双重制约”制度的推进也不是一帆风顺。

直到年刑事诉讼法修改，时任最高检检察长张思卿强调：“我们要按照法律规定，加强执法监督工作，推动有案不立、有罪不究、以罚代刑、重罪轻判、以钱抵刑的问题的解决。”

在最高检有过近40年工作经历的检委会专职委员万春介绍，年，为积极应对由刑事诉讼法修改新增的立案监督、侦查监督、审判监督、执行监督职责，最高检将刑事检察厅分为审查批捕厅和审查起诉厅，“捕诉分离”机制正式推开。

彼时无人料到，多少年后的检察机关会迎来另一场里程碑式的重塑性变革，“捕诉分离”模式再次“蝶变”。

年，国家监察委员会成立，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一项事关全局的重大政治体制改革，是在法治轨道上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举措。中国政法大学校长马怀德评价，其所产生的影响不亚于年、年的两次国务院机构改革，必将有利于建立党中央统一领导、全面覆盖和更加权威高效的反腐败体系。

因为这项重大改革，年2月底，全国四级检察机关反贪、反渎和职务犯罪预防部门职能、机构及名检察干警全部完成转隶。同年2月23日，最高检召开全院干部大会，对于最后一次穿上检服即将转隶的名同志而言，这注定是职业生涯中永远铭记的一天。

多位接受采访的检察官仍然记得让他们难忘的一幕。那一天，故宫东侧的北河沿大街号，院子里站满了检察官和“昨日的检察官”，他们用噙满泪水的目光欢送、惜别“曾经的战友”，随着几辆大巴车的远去，那块当年按照张思卿建议比最高检牌子短5厘米、印有金色仿宋字“最高人民检察院反贪污贿赂总局”的花梨木门牌永远地留给了历史与过往。

走的人憧憬又不舍，留的人或许有迷茫、失落。工作进入低谷期。怎么形容这个特定时期大有一些检察人的状态？坊间曾有一个桥段，讲述的是一位基层检察长的真实经历，以往别人见他“肃然起敬”，转隶后，开会时有人拍着他的肩膀“老李，来了，还好啊”，那人只是正常或许更是亲切打个招呼，但这个群体的部分人心理却有很大落差，没有了查办职务犯罪这个“大杀器”，感觉失去了被敬畏感……

检察院引以为荣的拳头职能“反贪老大哥”没有了，一方面队伍的状态不佳，另一方面“重新整合后路向何方”事关全局的发展难题，亟待破解。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年3月18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新任检察长张军正式上任了。

如果说改革是知难而行的话，新一届最高检党组面临最大的难题却是这支队伍的士气如何复建？最初在听取情况深入调研时，不少人打出的是苦情牌，张军理解但并不那么认同。他在多个场合指出，“反贪等部门转隶关上一扇窗，我们应该更有信心寻找开启新时代检察工作的另一道门”。

年3月27日，在全国检察机关学习贯彻两会精神电视电话会议上，最高检党组第一次对全系统发出“要以等不起的紧迫感、慢不得的危机感、坐不住的责任感，讲政治、顾大局、谋发展、重自强，坚定不移地探索、创新、走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之路”的动员令，指明了检察改革再出发的方向。

近3个月沉浸式调研后，同年7月，在深圳举行的大检察官研讨班上，最高检提出，“转隶就是转机”！与此同时，“重新组建专业化刑事办案机构，全面推进‘捕诉一体’，设立专门的民事、行政和公益诉讼检察机构或办案组”的改革方案正在酝酿、呼之欲出。

年1月3日，这一年的国新办“最高检改革内设机构全面履行法律监督职能”首场新闻发布会上，被誉为检察院恢复重建以来规模最大、调整最多、深刻影响检察各项职能作用发挥的改革方案第一次亮相；按照新的职能和办案机制正式运行的十大检察业务厅首次进入公众视野。

“检察机关的内设机构过去可以说五花八门。机构设置不尽合理、名称也不统一、运行未能规范，这是检察机关内设机构改革的动因之一。”最高人民检察院常务副检察长童建明如是介绍。

为何要进行这样一次历史上并不多见的系统性、整体性、重构性的改革？张军代表最高检党组做了坚定的回答：新时代人民群众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的更高需求，不仅要在刑事案件中感受，更要在民事、行政诉讼监督、公益诉讼案件中充分感知。

在全国人大监察和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徐显明看来，这次变革通过一次彻底的“内科”大手术，以机构改革为突破口，实现了公益诉讼检察独立，未成年人检察单独立户，刑事检察、民事检察、行政检察、公益诉讼“四大检察”协调发展、“十大业务”牢牢支撑的新时代法律监督新格局。

“改革完全超乎想象，不是简单地修修补补，而是形成新时代检察监督体系的‘四梁十柱’。”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陈卫东对记者表示。

三

通过追溯历史，我们发现，从“捕诉合一”到“捕诉分离”再到“捕诉一体”，都有其历史背景和原因。当年反贪等职务犯罪侦查权在检察机关，为了解决侦捕诉重权集于一身的弊端，回应理论界质疑，必须分开；而当反贪、反渎、预防职能转隶，最高检顶层设计需要思考的就是如何通过“捕诉一体”加强职能整合，使既有办案机制更加科学合理。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我们不断推进改革，是为了推动党和人民事业更好发展，而不是为了迎合某些人的“掌声”。总书记还特别强调“我的这个话，对司法体制改革尤为适用”。

而司法体制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也让我们更容易理解张军在不同场合谈到的，“检察系统的这次重构不是最高检党组拍拍脑门的心血来潮，是使命亦是时代使然”。

什么是“捕诉一体”？最高检副检察长陈国庆解释，就是对同一刑事案件，由同一检察官办理，全程负责审查逮捕、审查起诉、诉讼监督等检察环节的各项工作，真正做到“谁办案、谁负责”“谁决定、谁负责”，而不是从前捕诉分开时的“各管一段”。

让最高检党组始料不及的是，这样一项内部办案机制改革，引来社会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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