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国制度是西周时期周王朝统治地方的一项重要制度。它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即军监制度和监官制度。

论西周监国制度中的军监

西周军监制度的沿袭

随着殷商统治的衰落，原先被征服的方国，甚至臣属的侯、伯等都蠢蠢欲动，有的则直接与商朝统治者交锋了。其中斗争最激烈的要数夷方和周方。夷方或称人方，是殷商的劲敌。武丁时，在商的打击下，曾一度向商王臣服，商王可以命令夷方做事，而且还关心夷方是否受庇佑。

而到了东夷强大之后，便不断的与商族发生战争。到了商代最后一位王帝辛时，与东夷方面有发生了大规模的军事战争，经过这次大规模的征伐，殷商军事实力也元气大伤。而此时的周方趁势崛起，成为殷商的终结者。

在文王在取得征伐之权后，确实对殷商西部的众多叛国进行攻伐。然而与其父亲一样，文王利用纣王赐予的征伐权力来不断扩大自身势力，这大概就是文王尽心事纣的真实目的。

而且《容成氏》中所谓的“九邦”也不尽是纣王所允许征伐的。文王降服密须后，殷臣祖伊震恐，即可看出九邦之中有些并非是纣王授意征伐的。然而纣王却意识不到问题的严重性。

周文王的经营，使周方势力迅速增长，如孔子所说“三分天下有其二”，为日后武王伐纣奠定了基础。

周原卜辞中还有“伐蜀”“征巢”“楚子来告”等记录，蜀、巢、楚都是后来武王伐纣时的联盟方国，可见文王、武王对这些地区都有过征伐或笼络。

纣王杀王子比干，囚箕子，太师疵、少师强抱其乐器投奔周，于是武王以为时机成熟，遂兴兵伐纣。然而，此次战争进行的异常顺利。从双方的兵力来看，武王有“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以及“诸侯兵会者车四千乘”，而商纣王则发兵七十万人，武王的兵力显然不及纣王，而且开战时，武王并未将兵力全部投入，结果武王却出乎意料的胜利了。

当然，武王的胜利，与其自身军队的训练有素是密不可分的，但殷商军事实力的下降和军心的涣散也是重要原因。文献记载，两军交战，纣王军队倒戈，于是武王很快就占领殷商政治中心。并对殷商旧部进行了毁灭性打击。

至此，西周也就开始了，然而武王面前又遇到了一个大问题，那就是如何去治理占领的广阔疆地。由于自身实力的限制，虽然打败了众多方国，但想完全掌控在周王手里是不现实的，而殷商通过军监形式进行征伐、扩张，巩固统治的策略，仍旧是最佳选择。

于是武王沿袭殷商旧制度，在各军事据点设置军监，以点带面，为其镇守各方。传统上所说的“三监”，也就是这一制度延续的产物。而且武王决定要在天室建造一座新的都城，坐镇天下的中心。这一想法，其实也是数都制的延续，更是出于对殷商“以天下中心带动地方中心，以地方中心带动周边”这一统治模式的借鉴。

武王采用了殷商的经验，于是派遣部分同姓宗族在各军事要点，如周公在周地为军监，管叔在管地为军监，蔡叔在河南上蔡一带为蔡地的军监，霍叔则在山西霍县一带的霍地为军监等，一方面使占领的土地有所管理，而最重要的则是对周围地区的军事动态有所掌握，以备不虞。

为了暂时稳住残存的各地方势力，尤其是殷商旧部，于是让纣王之子武庚居商邑，以守商祀。其他如神农之后封焦，黄帝之后封祝，帝尧之后封蓟等等。但这些封地完全在周王所派驻的军监的监视范围之内。

对于广大的东夷地区，武王大概是鉴于殷商征夷方的教训，未敢进行深入打击。但有管叔、蔡叔等镇守东方，恰可以作为防范夷人的屏障，也可作为进军东方的基地。这也正是军监的作用之一。

管叔

管叔是传统“三监”之一，他是西周典型的军监。

管叔作为武王最年长的同胞兄弟，被派在管地驻守防卫。管的位置是十分重要的，它西面是殷商旧都，东面则为广大的东夷地区，北面有广阔的平原地带，南面则有黄河之险。武王将管叔安置在此，意图再明显不过，一方面监视殷商遗民及东夷地区，随时压服周边和防卫，另一方面则作为进军东方的基地。管叔是周初众多军监的典型代表。

管叔作为军监，其证据有以下几点：

首先，管叔作监，这是史书所明确记载的。管叔所作之监，不可能只是辅佐武庚的官吏，而是驻守东方的军事将领。他是武王所封，因此直属周王管辖。他拥有军队，故而能与周公对抗。

其次，利簋中说“王在阑师”，恰能说明管地的军事据点性质。阑师独立于武王的军队，由管叔统辖。而阑监鼎中“阑监”是职官之名，则直接说明管地的军监性质，而且直到西周中期依旧延续军监制度。

第三，管叔败亡之后，中旄父被派驻管叔辖地。中旄父应是继管叔之后管地的另一军监，但已在卫康叔的封地范围之内，即所谓的“相土之东都”。不过，虽在卫国境内，仍属中央直辖，也是让其在此建立据点，以供周王东来巡狩练兵，可见管地依旧为军监性质。

论西周监国制度中的监官

西周监官制度的源起

武王克商，天下初定。由于宗周远在西部，对于新占领的广大东部地区不能进行有效的控制，于是在东部重要的军事据点设置军监，以期达到镇守东方的目的。军监驻地是武王克商时占据的重要军事地区，也是武王设想日后继续东进，彻底实现天下皆王土计划的根据地。而军监的设置，也确实为稳定西周初年的政局起到一定了作用。

然而，武王克商后很快就去世了，留下了年幼的成王来治理天下，并由自己的弟弟周公旦辅政。成王年幼，各方旧势力蠢蠢欲动；周公辅政，也引起众多同室宗亲的猜忌。一场反叛与平叛的斗争，在武王去世后不久爆发了。这次反叛的势力是相当大的。广大的东夷、淮夷地区都反叛了。不仅如此，宗周附近地区也不安定。

在这种情况下，周公“卜并吉”，并以“不违卜”为由，兴兵平叛。周公东征，经过艰苦的战斗，总算是胜利了，管叔自杀，蔡叔被流放，武庚北逃，而东夷、淮夷地区的叛军也被打败，天下大定。然而管、蔡的教训，使得周王朝不得不重新考虑天下的统治方式问题。这次平叛，周王朝用武力彻底征服天下，这也为实现新的政治管理方式提供了条件。

夏商灭亡的原因，依《系年》所说当是因为没有封建同姓宗亲。而《左传》所说，封建亲戚的原因是因为管叔、蔡叔的叛乱。

其实，两者都是针对殷商的方国联盟下的军监制度而言的。殷商军监虽受商王管辖，但许多军监都是原占有地区的贵族，因此这些地区对商王时叛时服。

管叔、蔡叔是在沿袭旧制度的情况下设置的地方军监，不可避免的会存在地方强大后反叛的弊端。周公正是鉴于军监制度的弊端，才对原有的政治制度进行了改革。

周公进行的改革，据《系年》、《左传》所说，当指封建亲戚。但管叔、蔡叔也是武王的亲兄弟，与“封建亲戚”的措施似乎是矛盾的。其实封建亲戚只是措施之一而已。封建亲戚的目的，即如果有昏庸的周王使得国家败落，众宗亲诸侯能够辅助拯救。

周天子正是凭借对这种血缘关系的信任，才分封兄弟亲戚，使之保卫周王室。然而这只是一方面，封建亲戚故然可以凭借血缘关系因为共同的利益团结在一起，但管蔡之乱的教训却使周王并不能因此而彻底放心。于是，一种新的管理方式——监官制度也就应运而生了。

监官制度，其源起当在武王之时。这里的“三监”不是传统上与管叔等相关的三监，而是一种新的管理方式，即派驻在殷地，辅助并监视武庚的三名官员。这应该就是周公创制监官制度的最早的源头。

西周监官制度分析

晋国是周王同姓，其国内设有监官。比如：著名的齐晋鞍之战后的事，晋侯派鞏朔向周王献捷，然而鞏朔并非周王在晋国的“命卿”，与礼制不合，因此不见鞏朔。但鞏朔已经到了王都，不见又不合适，于是让三公以诸侯克敌制胜后的告庆之礼接待他，这种礼要比“卿礼”低一等。这段记载中明确说出了“命卿制度”存在的事实。鞏朔不是周王所任命的上卿，因此单襄公说其“未有职司于王室”。这从侧面也反映出周王确实在晋国有任命的卿士。

又比如晋武公杀死晋哀侯时对栾共子说的一段话，意思是：如果栾共子不死，则带他去见天子，让天子册命他为晋国上卿，管理晋国的政治。晋武公的这段话，与鞏朔之事相互补充，反映出了命卿制度的一种模式。

另外，《左传》定公四年记载：“分鲁公以……祝、宗、卜、史，备物、典策，官司、彝器……。分唐叔以……职官五正。”祝、宗、卜、史、官司、职官五正都是周王所封，自然都是上卿，负责监管鲁国、晋国的政治、礼法等，这既帮助诸侯维护着地方稳定，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遏制诸侯权力过大的作用。

西周王朝可谓是政治制度的大变革时期，它在商代制度的基础上，不断革新、创新，使得分封制度、王位继承制度、军事管理制度等各方面都重新确立了一套新的体系。而作为分封制补充的监国制度，则对后世职官制度产生了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