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原名董嘉庚。现在用的名字是我在高中毕业、将回乡参加农业生产的前夕改的。“加”是加强的意思。改为“加耕”是为了策励自己经常要加强务农观念，决心去加强农业战线。

一九六一年，我在盐城龙冈中学念书，正当临近毕业的时候，党的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号召激动着我的心。我想，我是一个贫农的儿子，是党把我从为地主放牛的野孩子，培养成为一个高中学生。我十五岁入团，二十岁入党，现在党发出了这庄严的召唤，我应当挺身而出，回到从小撫育着我的农村，为社会主义建設事业貢献力量。这样，我在志愿調查表上写下八个大字：回乡务农，立志耕耘。井且向学校打了报告，表达了我要求参加农业生产的愿望。

我沒等毕业考試结束就申请回乡的消息在学校里传开了，我受到不少老师的嘉勉和同学的鼓励，但是也听到一些议论：“高中毕业生下农村是大材小用”，“品学兼优，各門功課都好，不考大学，真是傻子”，“应当考一考，多考进一个入大学，学校、教师都有光彩”，甚至有人说我沒有远大理想，家庭观念浓厚。我想，这是怎么回事，我难道做了错事？我反复阅读了《人民日报》一九五七年《关于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问题》的社论，和胡耀邦同志写的文章《在农业战线的伟大斗争中造就一代新人》，我又得到力量，增强了信心。我这样的学生没有给学校丢脸，也没有辜负老师的辛勤教导。我沒有錯。

我接二連三向学校申到农村去，学校領导找我谈话，说我的要求是很好的，問我：“考虑成熟了没有？”我坚定地回答：“请相信我，我决不是一时冲动。”同时，我又写了一封信给县委負青同志，申述我的要求务农的决心。沒过几天，县委来了回信，給我以支持。学校也批准了我的求，老师和同学們向我祝賀，送我一捆书、一根扁担，预祝我回到农村，在劳动中好好学习，創造成績。

我带着如愿以偿的喜悦，带着新改的名字，回到了家乡——盐城县葛武公社董伙大队第四生产队，受到干部和乡亲的欢迎，他們说：“加耕读了十几年书，到底没忘本。回来得好，队里正需要象你这样的知识青年呢！”

正当我兴致勃勃地迎接新的生活的时候，周围不时有一些閑言閑器传进了我的耳朵，什么“读书读呆了，人家读书越读越远，怎么他却越读越近，一直读回家来了”，什么“回来种田是假，等工作是真”，什么“燕子做窝，春来秋去，还不是暂时歇歇脚的”，什么“许是在学校里犯了錯誤吧”，等等。我真有点苦恼，怎么这样难被人理解呀！后来我想到青年学生下农村是革命行动，我就豁然开朗了。我們的革命前路，当年闹革命不是也受到一些人的誤解和非议么，但是他們是怎么对待的呢？我要学习革命前辈那种敢于向旧传统挑战的精肿，路既选择对了，就坚定不移地走下去，日久见真情，让时間来考验我吧，让事实来回答人們的怀疑吧！我一定要用自己的行动，在农村里大干特干，改变有些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老脑筋、旧观念。移风易俗不也是知识青年下农村应当发挥的作用之一么！我在家門上贴了一副对联：“学习老紅軍，当好新农民”来鞭策自己。

去年初冬，公社邮电局需要一个职工，月薪三十元。有消息说，大队打算推荐我去，公社領导上也会同意。我母亲听到这消息，很高兴，連忙給我收拾行李。我思想斗争得厉害，一夜沒有合眼。最后我問自己：加耕！加耕！难道你真的要改变加强农业战线的初衷？难道你真的是“燕子做窝，春来秋去”？不能，不能。第二天母亲一早来劝我，说：“去吧，孩子！队里少了你一个人也照样搞生产，不要再找苦吃了。”我说：“媽，你这是怎么想的？一个人的力量自然单薄，可是大家凑在一起就会众人拾柴火焰高。现在各行各业都在支援农业，我們庄稼人出身的，倒想丢开农业？要是都嫌农业苦，都不愿蹲在农村，那农业生产什么时候能搞得好呢？母亲也就没什说的了。

我又赶到公社，见到公社书記。我忙对他说：听说領导上考虑调我去邮电局工作，領导上对我的关怀，我很感激；但我回乡是一心来参加农业生产的，还是让我到最艰苦的地方去锻炼吧，邮电局我不想去。书記见我这么说，称赞我有志气，勉励我好好干下去。我又一次感到党在支持我，扎根在农村的思想更加坚定了。

两年来，我把参加集体劳动当作是自己的功课，处处拣重活干，不怕累、不怕脏，事事走在人前。我拜老貧农江开扬为师，专心跟他学习，逐步学会了耕田、粑田、插秧、割稻、打场、扬场、罱泥等农活。

在农村的洪炉里，知识青年不仅要经受劳动的锻炼，还要经受阶极斗争的锻炼。像我这样的青年学生出身的人，没有亲身经受过被剥削的痛苦，在学校里虽然也学过一些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道理，但理解是很抽象的，所以很需要补上这不可缺少的一課。我初回家乡，管听到一些糊涂话，说什么“什么阶级不阶级，反正双手劳动有飯吃”；“什么富农和地主，反正大家一个组（生产小组）”。但后来事实告訴我，絕不是那么回事。农村的阶級斗争仍然存在，仍然是长期、复杂的。我們那里就有个富农婆子，临病死时还把子孙叫到面前，要子孙記住哪些人分了她家的地，哪些人分了她家的稻谷。过去我也听到过这样的民歌：什么藤结什么瓜，什么阶级讲什么话。的确，对待同一事物，不同阶级就会有不同的态度，到农村里来一看，更是清清楚楚，毫不含糊。我們生产队有两把耕田手，一个是贫农，一个是富农。貧农老爹耕起田来认真仔细，深浅适度；富农可就不是这样，没有人在跟前，他就有气无力的来个浮面帐，耕得浅浅的，跟集体生产调皮搞蛋。

敌对阶级常在散布资产阶极的生活方式、思想作风，来消磨青年人的革命意志，和无产阶级争夺新的一代。我刚回乡，在队里負责看场，有个富农就装着关切我的样子，教嗾我：当干部不要过于认真，对我说：“规规正正，餓得鬼昏；投机滑巧，吃吃飽飽”，向我宣扬他們的那一套人生哲学。过了一段时間，又出来了个媒人，要給我说亲，道是邻队一家富农要招我当女婿。媒人在我面前说得天花乱墜，什么人家是砖墙房屋，一辈子住不坏啰，人家经济好，讨老婆不要我花钱啰，人家姑娘又灵巧又漂亮啰……。这样的人家怎么想到跟我們家攀亲？还不是想把我拉过去。这是陷阱，千万不能上当——我这样提醒自己。我是一个共产党員，一定要站稳阶级立场，人穷志坚骨头硬，我严詞拒絕了这門亲事，让媒人讨了个大沒趣。

对于資产阶级生活方式、思想作风的侵蚀，如果不自觉抵制，就会走上危险的道路。这有我哥哥的事例为证。我的哥哥从小是苦出身，没有进过学校，解放后经过党十多年的培养，由炊事員提升为供銷站的营业員，又调任公社食堂的会計，也成了家。可是近年来他讲究生活享受，滋长了自私自利的思想，终于犯了損公肥私的錯誤。这件事，就发生在我家里，我震惊，也感觉很沉痛。

我回乡参加生产后，总觉得哥哥的生活与他的收人不大相称，我會经几次劝他，要他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不要干那些丢人的事情，但他没有听我的劝告。我想我应当坚决和我哥哥的錯誤思想行为划清界限，为了对党和人民負責，我写了封人民来信，向公社党委作了汇报。事后，領导上严厉地批评教育了他。为这事，我哥哥背上了思想包袱，恨我无情无义，躺在床上哼哼的，犯起病来。我医院，一住九天，整天陪伴在他身旁，生活上細心照料，我想慢慢的劝说、启发他，让他认识到錯誤，帮助他改过自新。我好几次跟他閑谈，引导他回忆对比，忆苦思甜，劝他不要忘本。有一次我坐在床头款款地跟他讲：哥，党培养了我們，可不能忘本，党的恩情我們报答都来不及，哪能去挖社会主义的墙脚？”我哥哥听着听着，热泪滿眶，把我一把抱住，承认了自己的过錯，说：“现在我才感到你是我真正的亲弟弟。”

我争取一切机会，积极参加阶级斗争的实践。对于坏人坏事，我坚决和他們作斗争。我贴大字报揭发过队里管制分子破坏生产的罪恶活动和坏分子损害集体利益的行为。在大队党支部的領导下，查对事实，发动群众，和几个混进革命队伍、对人民作威作福的阶级异已分子进行面对面的斗争。我这样干，有些人就到我母亲面前说长道短，要我母亲叫我不要滿身是刺，不要到处恼人。我对母亲说：“你看我恼的是坏人还是好人？要革命，就不能怕恼了这批家伙。”

群众见我办事公正，嫉恶如仇，推选我担任队里的会計。在党内，我被选为大队党总支监察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