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历史思考：明朝水军训练在国防战略中异常重要的原因是什么？首先，在回答这个问题前，我们需要知道，明太祖尝谕战士“刃素持乃无血指，舟素操乃无倾溺，夫弓马不素习，而能战胜攻取者未之前闻，则士贵豫教也”。明代江海防御形势严峻，御寇之法海战为上，“故先之以海防，海防失守而后滋蔓及江”。

明代水军训练可以嘉靖中期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嘉靖中期以前，史料对水军操练措施的记载不详，但可窥探其专官阅视和出海哨练制度。

嘉靖中期以后，江洋形势严峻，在倭寇、海贼的催化下，水军将官开始意识到“水战之道，利在舟楫，练习士卒以乘之，多张旗帜以惑之，严弓弩以中之，持短兵以捍之，设坚栅以卫之，顺其流而击之”。

并自觉对水军训练进行不断探索，“将各路兵船编号定甲，凡长兵、短兵、弓射、弩射，不时海上操练。凡使船水手，教之以接潮迎风之法，而使之出没往来如神，海道官不时出巡，严加比练，以行赏罚”。

并以论著的形式将练兵之法记录下来，如“兵火器械如何而设施，金鼓旗帜如何而照会，前后左右如何而列哨，饥饱劳逸如何而更番，昼夜风雨如何而防守，山岛砂碛如何而收泊，号令约束如何而转报”。因此能更加详细地探索水军训练的具体过程。

专官检阅出海哨练

明太祖“起兵之初，天下未定，则随地阅武”。明立国后为保持水军战斗力，时常派遣官员检阅江、海防水军操练情况。如洪武三十年（年），秋七月辛丑“命都督杨文点阅沿江各卫战船”。

弘治十三年（年）三月戊寅，“命福建备倭把总指挥五年一更，总督、巡海官三月一次出巡，互相更代，并行辽东等处”。

成化年间进士，历经四朝，官至兵部尚书的金献民，在嘉靖初亦言：“备倭衙门地方久处承平，武备尽已废弛，相应依拟差官阅视，但恐前项地方广阔，周回万里，一人顾理不周，本部欲便移咨都察院，拣选历练老成御史二员。

各请敕一道分定地方，一员自山东直抵淮、杨、苏、松；一员自福建直抵广东各沿海地方。其浙江就令差去给事中敕内该载整理各分投亲诣沿海一带阅视。”这些阅视官员“历阅沿海关隘，简肄艅艘技击之士，缮城堡，储糗粮，隐然有金汤之固”。

水军操练的督促作用

并且这种专官检阅督促操练的方式一直延续到明末，天启二年（年）三月，七十二岁的操江徐必达，“出巡至仪真，带家兵三十人，又带铁关王刀一把，重七十三斤，十三曰阅水操，内有家兵四人，能舞其刀，余兵及看者数万余人，皆不能举，自耿操江为关白之变于万历廿四年出巡，至今计廿六年未见有操江按临”。

从操江徐必达出巡年龄、与上次操江出巡阅视水操时间间隔和当时水军战力水平来看，明代专官检阅巡操制度虽仍然延续，但已经式微。成化、弘治年间，随着水军官军战力日衰，水军开始仿京营分班操练。

成化七年（年）冬十月癸巳，巡按福建监察御史洪性等奏：“海贼驾船入三江口，杀死千、百户官军人等，备倭指挥王福等临敌退缩，其总督备倭署都指挥佥事武成及巡视海道右参政魏元、副使辛访不行严加提督备御，以致失机误事，俱当逮问。”

兵部请令御史洪性逮武成及其以下失事官员，俱究问如律，以儆效尤，从之。弘治十二年（年）十二月庚寅，“福建备倭官军快、哨船为海贼所夺者二艘，军士为所掠者十八人，仍索取金物为赎命”。

正是此类海贼侵夺事件的刺激，促使江、海防水军操练在弘治年间发生较大变革，即仿照京营团操事例，定期分班操练。弘治十五年（年），尚书秦民悦言：“江防疏略，宜敕内、外守备官，勤阅视，而慎坐营官之选，兵部复言：新江口两班军，宜如京营团操例，首班歇，即以次操。”

弘治十八年（年）二月，巡抚应天等府都御史魏绅等奏：“请行备倭都指挥王宪会捕盗佥事胡瀛，将沿海卫所官军舍余通行拣选，定立陆战水战机宜，以时操练，及将贴守官军照依京操事例，每年分作春、秋两班，行粮照例支给，务使倭寇、海寇两不失备。”

此后定期分班操练的制度开始固定下来。《皇明世法录》亦载：“分为水陆二支，每支编作二班，或四班，按季轮当，至府城与水寨精练，务期转弱为强，人人可以杀贼。名名得其实用，何患于防汛乏人。此之谓不必募兵，而兵自足也。”

为防备倭寇、海贼，明代于沿海建立完备的水寨体系。海防水军依托沿海水寨，出海巡寇，寓战于练。“欲其以先声夺虏之心，而捍其势于未至之前者也。平居无事，各陈舰艘以习水战，使虏知我之备严，则其入寇之心夺矣”。

水寨为选将练兵之地，《筹海图编》载：“旧例风汛之期，各澳皆设战舰，秋尽而掣，回泊水寨。此在他澚犹可，柘林去水寨一日之远，警报未易达，倘贼视我无备，批吭捣虚，不亦危乎？无柘林是无水寨也。

无水寨是无惠潮也。为今之计，东路官军，每秋掣班，必以柘林为堡，慎固要津，附近大城所戍卒，互为声援，不得规避空所，纵贼驰骤。若遇飓雾尘霾，尤宜加之意焉。其外碣石、靖海、甲子门、海澚，虽视柘林稍次，而舟师防御，各有信地之责者，又可少懈乎？”其“贴守官军，每年十月初一日，依例放回，听候风信”。

关于水兵训练的具体步骤，《筹海图编》亦载：“旧制，每岁春末夏初，风汛之期，通行府、卫、所、县捕巡、备倭等官军，出海防御倭寇番舶，动支布政司军饷银，雇募南头等处骁勇兵夫与驾船后生，每船分拨五十名。每艚船四艘，一官统之。

三路兵船编立船甲长副字号，使船水手教以接潮迎风之法。长短兵器、弓弩时常演习，使之出入往来如神。如无字号者，长副鸣锣迫逐，俱待秋尽无事而掣”。记述比较简略，但是轮廓大致清晰，即每年在春夏之交的汛期，分路出海御倭，在这个过程中，以谙识水性的骁勇水手教授年轻水手接潮迎风的作战本领，达到寓练于实战之中的目的。

合理编组旗号严整

水军作为技术密集程度较高的军种，首重编制。戚继光认为：“所谓耳目、赏罚，无论南北古今。”操练号令陆兵也详于水兵，但“束伍则舟楫不同于陆，及水所特用者，故另为一说”。且“战船之式有大有小，属在一营，其形势必须画一，以便开?分合，易于识认”。

只有对战船和水军兵员必须进行合理搭配，做到“兵欲识将指，将欲识兵情。兵将相识，而后临机调度。不至相背”。

才能有较好的作战效果。即所谓兵不问多少，部分分明。部分不明，则行伍参错，队不归哨，哨不归总，愈多愈乱。虽少亦乱，其何能阵。“部分一明，则见哨知队，见队知伍，多多益善，亦不患寡矣”。

水兵非战舰莫施其功，戚继光训练水军首重战船编组。“船号最忌名色砸踏、不一。不一则号令繁，杂踏则士难辨”。混淆无有纲领，无法坐筹制胜。明代浙、直、闽、广等处“土造船只名色不等”。其船只种类有：广船、福船、海沧船、艟舟喬船、苍山船、八桨船、沙船、渔船等。

舰船大小不一，用途不一，“大舰以备冲犁，飞艇以备远哨，大小兼用，势不可缺”。广船以铁栗木制成，即使福船亦不如其坚硬，可冲击撞碎敌船。

福船高大如楼，吃水深一丈一二尺，依靠风潮而动，惟利大洋，无风不可行驶。海沧比福船小，吃水七八尺，风小亦可动。其与福船俱可犁沉贼舟，斗船力不斗人力，为外洋主力战舰。苍山船“首尾皆阔，帆橹兼用。风顺扬帆，风息则荡桨”。

吃水六七尺，可入里海与贼舟争锋，摇驰快便，可捞取首级于水潮之中。艟舟喬则介于海沧与苍山之间，比苍山大比海沧小。八桨仅可用于哨探之用。沙船“在直隶、太仓、崇明、嘉定有之”。

能调戗使斗风，但因其船底平不能破深水大浪，只便用于水浅之北洋，不便用于水深之南洋。渔船则为诸船中至小者，虽仅能载三人，一人执布帆，一人执桨，一人执鸟铳，但利在“布帆轻捷，无垫没之虞。易进易退，随波上下，敌舟瞭望所不及”。多用于哨探，无风时配合大船围攻敌舟。

结语

总的来说，作战时，需将以上大、中、小各号船型合理编组，以适应内海、外洋等各种不同作战环境。很大程度上考验水军大小战船配合的得当。